前言：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是解剖性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所以微浸润性腺癌、浸润性癌不管什么亚型，选择肺叶切除都不违反指南精神，而且肺叶切除一直以来都是1类推荐证据的。当然到了2024年肺癌诊疗指南中，亚肺叶切除在限定条件患者中也是1类推荐了，这是巨大的改变与进步。临床上若按指南意见，在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评估阴性的情况下，肺楔形切除可以用于外周型肿瘤长径2 cm以内的NSCLC。但对于病理出来是高危亚型或含高危亚型的（实体型、微乳头型与复杂腺体型），或有高危因素的（气腔播散、脉管侵犯、胸膜侵犯），属于1A期的，或2厘米以内的怎么办呢？能亚肺叶切除吗？还是一定要肺叶切除？这是意见不一，也是更多医生容易倾向选择肺叶切除的。可是若其实是“真早期”，是不是存在隐形的过度切除呢？特别是在当前多原发肺癌非常常见的情况下。今天我们来问问Deepseek，并结合自己临床经验与指南共识精神，希望表达清楚自己的意见，供同道与结友们参考。

（一）指南共识的说法

1、2024年中华医学会肺癌诊疗指南：

LCSG821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T1期肺癌肺叶切除的局部复发率明显低于亚肺叶切除，生存率显著高于亚肺叶切除，因此，目前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仍为解剖性肺叶切除（1类推荐证据）。亚肺叶切除包括解剖性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

（1）解剖性肺段切除：CALGB140503研究提示，对于外周型、长径≤2 cm的NSCLC，在证实了肺门和纵隔淋巴结阴性后，亚肺叶切除5年无病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与肺叶切除相似，肺功能保留较之肺叶切除略有提高。JCOG0802研究提示，对于外周型、长径≤2 cm、薄层扫描CT上实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 CTR）＞0.5的NSCLC，无复发生存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无显著差异，总生存肺段切除优于肺叶切除但是肺段切除局部复发率高于肺叶切除。肺段切除在保留肺功能及生存率上是否优于肺叶切除，尚需要其他前瞻性临床试验结果证实。JCOG1211研究旨在分析长径3 cm以内、CTR 0.5以下的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 GGO）为主的ⅠA期肺癌行肺段切除的疗效，结果显示患者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均达到98%。

（2）楔形切除：JCOG0804研究提示，对于长径≤2 cm、CTR≤0.25的早期肺癌，手术方式以楔形切除为主（82%），非浸润性肺癌占97.7%，5年无复发生存率达到99.7%，且无局部复发事件。CALGB140503研究中，亚肺叶切除组中肺楔形切除占比近60%，亚肺叶切除组5年无复发生存率和5年总生存率与肺叶切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故在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评估阴性的情况下，肺楔形切除可以用于外周型肿瘤长径2 cm以内的NSCLC。

鉴于以上多项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亚肺叶切除术可适用于以下情况（1类推荐证据）：（1）对于外周型、T1a～b、N0的含有磨玻璃成分的NSCLC，应强烈考虑进行亚肺叶切除术，首选肺段切除术；（2）对于外周型、T1a～b、N0但是肺功能储备差或者存在其他重大合并症不适宜进行肺叶切除术的高危患者，推荐楔形切除术，其次考虑肺段切除术。亚肺叶切除要求：（1）应保证肺实质切缘≥2 cm或≥病灶长径；（2）除非患者功能状况不允许，否则在不显著增加手术风险的情况下，应对N1、N2淋巴结进行采样。

总结一下：肺叶切除仍是标准术式，对于2厘米以内含含磨玻璃成分的，强烈考虑亚肺叶切除，首选肺段切除。肺功能差或身体情况不允许肺叶切除的，推荐楔形切除。但在肺楔形切除的描述中有句话“在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评估阴性的情况下，肺楔形切除可以用于外周型肿瘤长径2 cm以内的NSCLC”。所以：2厘米以内淋巴结评估阴性是可以楔形或肺段切除的。证据级别与肺叶切除的一样，同样是1类推荐。

2、2022年国家卫健委版肺癌诊疗指南：

解剖性肺切除术是早中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也是目前临床治愈肺癌的重要方法。在分期治疗意见中指出，Ⅰ期 NSCLC 患者：

（1）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包括肺叶切除术加系统性肺门和纵隔淋巴结清扫术，以及部分肺叶切除术加选择性淋巴结清扫术，可采用 电视胸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等微创或开胸术式。

（2）对于高龄或低肺功能的部分ⅠA 期 NSCLC 患者可以考虑行解剖性肺段或楔形切除术加系统性肺门、纵隔淋巴结清除或采样术。

3、《中国专家共识：直径 ≤ 2 cm 肺结节胸外科合理诊疗（2024 版）》：

共识 18：肺叶切除加纵隔淋巴结清扫是治疗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术式，在外科技术可行且不违反肿瘤治疗标准的前提下，建议可优先采用微创手术（包括胸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ⅡA）。

共识 19：对位于肺外 1/3、直径 ≤ 2 cm，实性成分占比（CTR）≤ 0.25 的磨玻璃结节首选楔形切除，加或不加肺门淋巴结采样（ⅡA）。

共识 20：对位于肺外 1/3、直径 ≤ 2 cm，CTR > 0.25 且 < 0.5 的肺结节可选择肺楔形切除术或肺段切除，加肺门和肺内淋巴结清扫，不强制纵隔淋巴结清扫；当出现切缘不足或淋巴结转移时，应行肺叶切除（ⅡB）。

共识 21：对位于肺内 2/3、直径 ≤ 2 cm、CTR ≤ 0.5，首选肺段切除加肺门和肺内淋巴结清扫，不强制纵隔淋巴结清扫；当出现切缘不足或淋巴结转移时，应进行肺叶切除（ⅡB）。

共识 22：对直径 ≤ 2 cm、CTR > 0.5，可选择肺段切除术或肺叶切除加肺门和纵隔淋巴结清扫（ⅡB）。

共识 23：纯磨玻璃肺部结节楔形切除冰冻切片证实切缘阴性，无瘤切缘应至少 > 5 mm。含实性成分肺部结节楔形切除冰冻切片证实切缘阴性，无瘤切缘应大于肿瘤最大直径（ⅡA）。

共识 24：患者全身状况无法耐受肺叶切除术或手术风险过高，经综合评估后，可选择妥协性肺楔形切除术，术后辅以其他非手术治疗方案。如无法耐受任何手术，则建议穿刺、气管镜活检等方法明确病理后，根据相应结果行保守治疗（ⅡA）。

 

总结一下：1、肺叶切除仍是标准术式；2、2厘米以内实性占比不大于25%的，外周首选楔切，靠中间首选段切；3、2厘米以内实性占比大于25%但不足50%的，外周楔切或段切，靠中间首选肺段切除；4、2厘米以内实性占比大于50%的段切或叶切。

 

小结：

 

按目前国内的指南与共识意见，没有具体指明不同病理亚型的早期肺癌手术方式的差异化选择，主要是基于大小与影像学上密度（实性成分）和位置来选择。总体上应该可总结为：1、肺叶切除是标准术式；2、2厘米以内的在实性占比少、位置外周能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的可以选择亚肺叶切除。3、术前淋巴结评估阴性。

 

但显然影像学上的表现无法替代病理亚型与高危因素，当混合密度结节病理含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或者1-2厘米以内却是完全实性并且为高危亚型时或（及）有高危因素时，如何选择的问题并不容易轻易决定。

 

（二）再来看看AI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的问题：

1A期非小细胞肺癌伴高危亚型或（及）高危因素时，手术方式如何决策？请结合目前专家共识与诊疗指南、相关文献进行解读，谢谢！

AI的思考：

AI的回答：

对于1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伴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的手术方式决策，需综合考虑肿瘤生物学行为、患者身体状况、术后复发风险及指南推荐。以下结合最新研究、指南及专家共识进行解读：

 一、1A期NSCLC手术方式选择的总体原则

根据中华医学会肺癌诊疗指南（2024版），1A期NSCLC的标准术式仍是解剖性肺叶切除（1A类推荐），但对于部分符合条件的周围型小结节（如直径≤2 cm、磨玻璃成分＞50%或病理为原位癌/微浸润腺癌），亚肺叶切除（肺段或楔形切除）也被推荐为可选方案（1类推荐）。 
争议点：亚肺叶切除是否能达到与肺叶切除相当的生存获益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

 二、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的界定

1. 病理高危亚型： 
实体型、微乳头型等高侵袭性病理亚型，或存在脉管/胸膜侵犯。 
研究显示，微乳头成分占比≥5%的早期肺癌患者复发风险显著增加。 
2. 分子高危标志物：

EGFR 19外显子缺失（19Del）、KRAS G12C突变、MET扩增等高危分子变异，与术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 
例如，EGFR 19Del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RFS）显著短于L858R突变患者。 
3. 影像学特征： 
实性成分占比高（如CTR＞0.5）、肿瘤直径接近2 cm或增长速度快（倍增时间＜400天）。 

三、伴高危因素时的手术方式选择策略

1. 肺叶切除仍是首选
依据：多项研究（如JCOG0802和CALGB140503）表明，对于实性成分＞2 cm或存在高危因素（如脉管侵犯）的肿瘤，肺叶切除可降低局部复发风险。 

指南推荐：2024版指南建议，若术前未规范评估淋巴结状态（如未行PET-CT或EBUS），仍需优先选择肺叶切除并系统性淋巴结清扫。
 2. 亚肺叶切除的适用条件
严格限定：仅适用于肿瘤直径≤2 cm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磨玻璃成分＞50%或病理为原位癌/微浸润腺癌； 
实性成分≤0.5 cm且术中病理证实无淋巴结转移。

禁忌：若存在高危病理亚型（如微乳头型）或分子高危标志物（如KRAS G12C），即使符合上述条件，仍建议肺叶切除。
3. 淋巴结清扫的必要性
 对于高危患者，术中需行系统性淋巴结采样或清扫，以排除隐匿性转移。 
 若术中发现淋巴结转移，需扩大切除范围并调整术后治疗策略。

四、术后辅助治疗的补充作用

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需结合辅助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 
1. 靶向治疗：如EGFR突变患者可考虑奥希替尼辅助治疗（ADAURA研究支持）。 
2. 化疗：若患者耐受，可考虑含铂双药化疗（尤其适用于KRAS突变或实体型等高危亚型）。 
3. 个体化决策：需根据分子标志物（如PD-L1表达、驱动基因状态）制定精准方案。

五、争议与未来方向

1.肺段切除 vs. 楔形切除：

肺段切除在淋巴结清扫和切缘控制上优于楔形切除，但操作难度更高。目前指南更倾向推荐肺段切除。 

2.分子标志物的临床转化： 

需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分子分型（如MET扩增、TP53突变）纳入手术决策体系。 

总结

对于1A期NSCLC伴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肺叶切除联合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是首选术式；仅在严格符合亚肺叶切除适应证且排除高危因素时，可谨慎选择肺段切除。术后需结合分子检测结果制定辅助治疗方案，以最大程度降低复发风险。未来需更多前瞻性研究验证个体化手术策略的长期生存获益。

我的想法：

这里有几个要解决的问题：1、AI给出的高危界定，只有影像学上实性占比大于50%是术前能判定的，其他的分子高危标志物以及病理亚型的报告有的要术后7-10天或更久才能知道，有的医院术中快速有报亚型，则病理上的高危能知道。但手术方式的选择是需要手术当时就决定的，需要术前先沟通好，规划好；2、肺段切除与楔形切除除了技术上的区别以外，更重要的是效果有没有区别。如果按叶建明的出的真伪早期理论，其实若是伪早期，存在微转移的，不要说肺段切除，即使切了肺叶，乃至切了全肺又如何？仍是不能解决血行微转移的问题的。其实肺段切除较楔形切除只是多了能取到段支气管周围的淋巴结，从而评估此组淋巴结是否有转移。但若是有转移，至少就是2A期，亚肺叶本就不妥当，该切肺叶。所以除了因为位置的关系以外，段切与楔形对于预后的改善可能并没有意义；3、术后辅助治疗在伪早期中有意义，能延长无复发生存期，但能治愈肿瘤吗？显然达不到的。而只是基于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给予辅助治疗是否有证据支持？个人以为若是1A3期的含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那是可以往1B期靠的，但若2厘米，甚至1厘米以内的低分化癌呢？

我的再问：

如果再结合叶建明提出的真早期与伪早期理论，病理上高危因素与高危亚型仍很可能也是真早期，都选择肺叶切除，在多原发肺癌很常见情况下，可能导致隐形而合规的事实上过度切除，更细致的分层、区别对待可能会更加合理。你觉得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或者可作为此类高危病理亚型和含高然危因素患者选择亚肺叶切除与肺叶切除的依据？

AI的思考：

AI的回答：

结合叶建明提出的“真早期”与“伪早期”理论，以及当前指南和研究的进展，对于1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伴高危亚型或高危因素患者的手术决策，需通过多维度分层来平衡根治性与器官保留的利弊。以下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及分层依据：

一、真早期与伪早期的生物学行为差异

1、真早期肺癌的特征

病理亚型：原位癌（AIS）、微浸润腺癌（MIA）或贴壁型为主的腺癌，生长缓慢，转移风险极低。

影像学特征：磨玻璃成分（GGO）占比＞50%，实性成分≤0.5 cm，倍增时间≥400天。

分子特征：无高危驱动基因突变（如KRAS G12C、MET扩增）或TP53等抑癌基因失活。

淋巴结状态：术前PET-CT或EBUS确认无淋巴结转移。

2. 伪早期肺癌的特征

高危病理亚型：实体型、微乳头型（≥5%）、脉管/胸膜侵犯（VPI）或复杂腺体结构。

分子高危标志物：EGFR 19Del、KRAS G12C突变、MET扩增等与复发风险显著相关。

影像学高危因素：实性成分占比高（CTR＞0.5）、肿瘤直径接近2 cm或短期内快速增大。

分层意义：真早期肺癌更适合亚肺叶切除（如肺段或楔形切除），而伪早期肺癌需谨慎选择肺叶切除，即使其符合TNM分期的1A期。

二、手术选择的依据与分层策略

1. 病理与分子分层的核心作用

高危亚型：

微乳头型或实体型腺癌即使肿瘤≤2 cm，局部复发风险显著升高，推荐肺叶切除+系统性淋巴结清扫。

若存在脉管侵犯（VPI），无论切除范围如何，复发风险均较高，需结合术后辅助治疗。

分子标志物：

MET扩增、EGFR T790M突变等高危分子异常提示肿瘤侵袭性强，肺叶切除可能更安全。

若术后计划靶向治疗（如奥希替尼），可适当放宽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

2. 影像学与淋巴结状态的动态评估

实性成分占比（CTR）：

CTR≤0.25（JCOG0804标准）或实性成分≤0.5 cm者，亚肺叶切除效果与肺叶切除相当。

CTR＞0.5者需谨慎，尤其合并高危病理亚型时，优先肺叶切除。

淋巴结分期：

术前需通过PET-CT或EBUS确认N0状态，否则亚肺叶切除可能导致局部复发风险升高。

3. 多原发肺癌的特殊考量

对于多原发肺癌患者，过度切除可能导致肺功能受损。若多个病灶均为真早期（如AIS/MIA），可优先选择亚肺叶切除以保留肺实质。

若其中一个病灶为伪早期（如实体型），则需个体化决策：对高危病灶行肺叶切除，其他病灶行亚肺叶切除。

三、避免“合规性过度切除”的实践建议

1. 术前多学科评估（MDT）：

结合病理、影像、分子检测和肺功能，明确真早期与伪早期的界限。

对于高危患者，需讨论术后辅助治疗的可行性（如靶向或免疫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

2. 术中快速病理与淋巴结评估：

术中冰冻切片确认切缘阴性，并对肺门/纵隔淋巴结快速病理检查，若发现隐匿转移则转为肺叶切除。

3. 术后动态监测与补救措施：

若选择亚肺叶切除，需加强术后随访（如每3-6个月CT复查），早期发现局部复发并干预。

四、未来研究方向与指南更新需求

1. 分子分型与手术决策的结合：

需前瞻性研究验证TP53、MET扩增等分子标志物对亚肺叶切除预后的影响。

2. 影像-病理-分子综合评分系统：

开发类似“Mayo Clinic结节恶性概率模型”的评分工具，量化复发风险并指导术式选择。

3. 扩大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

在JCOG0802和CALGB140503研究基础上，探索高危亚型患者中辅助治疗联合亚肺叶切除的可行性。

总结：

对于1A期NSCLC伴高危因素的患者，需基于“真早期”与“伪早期”的生物学差异，结合病理亚型、分子特征、影像学表现及淋巴结状态进行分层。在确保根治性的前提下，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可适当扩展至部分高危患者（如术后辅助治疗有效者），但需严格遵循多学科评估和动态监测。未来需通过更精准的分层标准和前瞻性研究，推动指南更新以减少“合规性过度切除”。

我的想法：

AI其实没有很好理解我的真伪早期说法的具体意义，按它给出的原位癌或微浸润性腺癌等贴壁为主的，又是影像学磨玻璃为表现的，那是当然的真早期，我在意的是影像上实性，低分化或含高危因素，但事实上却没有微转移的是我说的“真早期”，此类病灶术前影像学检查没有远处转移，术后病理分期是早期的，但事实上存在微转移，术后较短年限内会出现转移或复发的，这样的才是我认为的“伪早期”。所以AI的这部分总结没有能很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病理亚型未知（要术后较长时间才报告，但后来证实是低分化或含高危因素的）、不是磨玻璃结节而是实性密度、基因检测结果尚无等情况下，如何来界定哪些可能是真早期从而可以选择亚肺叶切除，哪些是伪早期从而要行更标准的肺叶切除。

我的三问：

叶建明认为在目前无法确切区分真早期与伪早期情况下，病灶随访进展的速度（速度快的更倾向切肺叶）、肿瘤所在部位（位置靠外周的更倾向亚肺叶切除）、年纪（年轻的由于再检出新的肿瘤概率高些，所以倾向亚肺叶）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这是否可行、是否合理？

AI的思考：

AI的回答：

结合叶建明提出的“真早期”与“伪早期”理论及现有研究证据，在无法确切区分两者的临床场景下，以“病灶进展速度、肿瘤位置、患者年龄”等作为手术方式选择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仍需结合多维度分层策略进行综合判断。以下是具体分析及需注意的关键点：

一、叶建明提出的分层依据及其合理性分析

1. 病灶随访进展速度

依据：快速进展的病灶（如倍增时间＜400天）可能提示侵袭性更强的生物学行为，更倾向于“伪早期”，需选择肺叶切除以确保根治性；而稳定或缓慢进展的病灶（如纯磨玻璃结节随访2年无变化）可能属于“真早期”，可考虑亚肺叶切除。

支持证据：JCOG0802研究显示，对于CTR≤0.5的周围型肺癌，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的生存率无显著差异，但肺功能保留更优。快速进展的病灶可能不符合此类条件，需扩大切除范围。

2. 肿瘤所在部位

外周型病灶：若位于肺外周1/3且靠近胸膜，楔形切除可保证足够切缘，同时减少肺功能损失。此类病灶局部复发风险较低，亚肺叶切除的可行性较高。

中央型病灶：邻近段支气管或血管的病灶需肺段或肺叶切除，以确保切缘和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

3. 患者年龄

年轻患者（如＜50岁）：多原发肺癌风险高，过度切除可能导致未来手术机会受限。亚肺叶切除可保留更多肺组织，为后续潜在病灶的处理预留空间。

老年患者（如＞70岁）：肺功能储备较差，亚肺叶切除有助于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但需确保病灶符合低危标准（如磨玻璃成分＞50%）。

二、需补充的关键分层维度及注意事项

1. 病理亚型与分子标志物的核心作用

高危病理亚型（如微乳头型≥5%、实体型）即使肿瘤≤2 cm，局部复发风险显著升高，需优先选择肺叶切除。

分子高危标志物（如KRAS G12C、MET扩增）可能提示侵袭性，需结合术后辅助治疗（如靶向药物）决定切除范围。

2. 影像学特征的精细化评估

实性成分占比（CTR）：CTR＞0.5的病灶更可能为“伪早期”，需谨慎选择亚肺叶切除。

血管或胸膜侵犯：即使影像学表现为早期，若存在血管征或胸膜牵拉，需扩大切除范围。

3. 多原发肺癌的特殊考量

对于多发磨玻璃结节，需区分主病灶与次要病灶。主病灶若为高危类型，优先肺叶切除；次要病灶可选择亚肺叶切除或消融治疗，以保留肺功能。

三、临床实践中的争议与改进方向

1. 现有指南的局限性

当前指南（如《中国县域肺癌临床诊疗路径（2024版）》）仍以肺叶切除为1A期NSCLC的标准术式，但对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界定较模糊，需结合个体化特征调整。

2. 术前评估的完善性

多学科讨论（MDT）：需整合病理、影像、分子检测及肺功能评估，避免单一因素主导决策。

术中快速病理：若术中冰冻病理提示高危特征（如微乳头成分），需及时转为肺叶切除。

3. 未来研究方向

分子分型指导手术决策：探索高危分子标志物（如TP53突变）对亚肺叶切除预后的影响。

影像-病理综合评分系统：开发量化模型，动态评估复发风险，指导术式选择。

四、总结与建议

叶建明提出的“进展速度、肿瘤位置、年龄”等分层依据在临床中具有实用价值，但需结合以下原则进行优化：

1. 多维度分层：整合病理、分子、影像及患者状态，避免单一因素决策。

2. 动态评估：通过术前MDT和术中快速病理，动态调整手术方案。

3. 个体化平衡：在根治性与肺功能保留之间寻求平衡，尤其关注年轻患者和多原发肺癌的长期管理。

未来需通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些分层标准的有效性，推动指南更新，减少“合规性过度切除”的风险。

我的想法：

AI给出的说法其实也已经认为我们所提出的病灶发展速度、位置以及年龄在考虑不同术式选择时的重要影响，但也指出缺乏更为精细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所以指出病理亚型、分子标志物、影像实性占比等可量化的数据。但就如前面所说，这是有意义，但尤其是前两者是要术后病理免疫组化以及基因检测后才能报的，而我们手术方式的选择要在术前规划好或术中依快速病理切片结果确定，所以仍是难以达到的。而术前若穿刺取得病理的话，一是病灶小或许不容易成功，二是活检小标本无法评估病灶完整情况，并不准确。所以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感悟：

通过今天文章的分析，我们把目前最新的指南与共识，结合AI搜索与给出的意见，其实可以大致得出的结论是：1、肺叶切除仍是1A期含高危亚型与高危因素早期肺癌的标准术式；2、选择性的病例中可以选用亚肺叶切除，但要多维度分析评估，并最好能结合病理情况、基因检测以及多学科MDT。但由于某些指标在术前或术中不可及，所以如何评估选择哪些病例可选择亚肺叶切除是关键；3、叶建明个人的想法仍是：在目前检查手段无法完全明确真伪早期的情况下，基于病灶随访过程中的发展速度、病灶位置能否楔形切除、患者年龄大小与后续再检出新病灶的可能性大小（与肿瘤复发转移可能性高低对比考虑）来综合评估考虑复发风险，从而规划手术方案；4、需要与病理科、影像科合作，不断提高术中快速病理切片报告的精准度与病理亚型的区分，也要建议影像科通过AI学习，如何基于影像细节考虑到病理亚型，从而利于真伪早期的判断，给术前规划手术方案提供依据；5、充分的沟通与解释，选A或选B的利弊权衡，如何平衡选择亚肺叶切除事实上伪早期，与选择肺叶切除事实上是真早期，这两者之间患者与家属的认可度、侧重点是关键；6、如果叶建明提出的“真伪早期”理论确实有道理，则以后要在指南或共识层面有类似的表述，从而为“伪早期进行了亚肺叶切除”的群体可能导致的纠纷，为医生保驾护航。因为这是为了更多患者避免“隐形的过度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