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南巡之事广为人知。传统观点认为，南巡是清朝统治者仰慕汉人文化，拉拢江南士人，期望获得江南士人认可，且带有游山玩水之嫌的行为。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这部书中否定了这种简单认识。他认为，这是清帝国在江南进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反映出帝国核心区域与江南既充满张力又互相博弈的微妙的联系。作为海内外首部研究清帝南巡的专著，该书甫一出版，便颇受关注。宏大视野与生动细节的共映，也是这部著作饱受赞誉的原因之一。

10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在先锋虫子书店就《马背上的朝廷》展开对谈，对谈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府建明总编辑主持。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 1680—1785》，[美]张勉治著，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汉化与满族性

作为“新清史”的典型著作，张勉治一书也不可避免地对满族特性进行了讨论，认为与汉族王朝中的士大夫对巡幸的否定相比，游牧民族一直保持对巡幸的重视。这并非简单的政治行为，而是保持意识形态特色的需要，也是“强化民族——王朝统治的精心举措”。满族借此保持了其民族独特性，避免了被汉化。

刘东先生指出，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就何柄棣与清史研究中提出的“汉化”之说，进行了争议或颠覆。可实际上，何柄棣原是想要提供一种事实，即使也存在着一般中国人的判定，却绝没有那么明显的派系倾向。事实上至少从中国历史角度来说，汉化本身不见得是件好事。例如2015年在上海的龙美术馆举办的《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展出了皇帝写的汉字，喜欢的瓷器，以及乾隆做的诗，实际上当年都被看成跟着中国文化走向堕落的起因。联想到伊佩霞的《宋徽宗》，至少是在宋代以后，汉化便意味着弱化，意味着被马背民族践踏，顾炎武也因江南的奢靡之风带来的国破家亡，而发出了“天崩地坼”之感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无意中触及一个问题，即只要是关中集团的文武将相，一旦在江南吸收了汉文化，竟然也屡战屡败了，这是值得深思的。有鉴于此，满族以金世宗为榜样，在入关后抵制汉化带来的“弱化”影响，制定了很多制度与政策。不过这种挣扎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徒劳的：从长时段来说，汉化仍然难免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常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因此，围绕这“八旗”一词，出现了吊诡式的语义变异：它从最彪悍的马队，变成了最羸弱的玩家，从最能征善战的军旅，变成了最会玩王世襄的书中提到的玩物、吃着铁杆庄稼的游民。在刘东看来，如果抛开金世宗或者康熙或者乾隆等等皇帝所谓的“短时段增长”的问题不谈，实际上“化”抑或“不化”，主要还是取决于具有主动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怎样的感召力、吸引力、向心力，或者用更现代化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化的软实力如何。显然在当时明朝的硬实力没能抵挡清朝，可它的软实力也使清朝无法阻挡。有清一代的特殊性表现在，由于偶然闪现的历史机运，当然首先是由于汉民族统治的明朝在政治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满族竟然能以那么小一个民族，来统治汉族那么大一个民族，这就难免被包围和融解。也正因为这样，满族统治者就不得不对于“汉化”，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与抵制，并且，也正是在这种抵制中，去竭力地保持一种微妙的张力。而接下来，这种张力又会进一步表现为：北方草原还是江南水乡，游牧生产还是农耕生产，迁移生活还是定居生活，家天下还是官僚制，保持血性还是享受生活，保持满文还是修习汉文，尚武精神还是崇文精神，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即使是在不断强调满族化的同时，仍然难以避免地滑入具有更高“文化高度”，更有文化魅力的汉族大家庭。

范金民先生认为，“新清史”学派提出的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以这部书所主要讨论的乾隆南巡问题为例，乾隆南巡六次，回程到了镇江，基本上是走陆路，从镇江到江宁，返程从陆路回到镇江，再经过运河回京。每一次到江宁，在返程前都要在现在的鼓楼阅兵。阅兵时，乾隆发现很多士兵连弓都拉不开了，即使是力气大的人也很少有人拉满弓。乾隆大失所望，对尹继善感慨道，“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张勉治在书中引用了很多乾隆南巡御制诗，但这首诗他没有引用。这是“新清史”一直在强调的满族的骑射技术在乾隆时期的情况。“再以满语为例，我们在进行的新建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译出来大致有3000万汉字，征集了全国懂满语且能流利翻译的，大概也就是周总理第一批培训的那些人及其子弟，不到20个。据说现在能流利讲满语、看满语的人，也不过20来个人，而且基本上都不是满族人，而是锡伯族人。满族是否被汉化？想必大家都有了答案。”范金民说。

讲座现场

南巡与王朝的建构

刘东认为，中国过去一直在家天下与官僚制中保持摇摆状态或者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宋代，官僚制达到最高峰，此后无论是元还是清，在家天下与官僚制这样一个连续又断裂的光谱之间，不断地向家天下靠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成是满族与汉族性的一个表现。

范金民指出，中国学界其实一直以来都对康熙乾隆南巡抱以极大的兴趣。乾隆六次南巡，无论是其做法还是次数，都是效仿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康熙皇帝先有六次南巡，到乾隆六次南巡正好是100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乾隆帝最后一次南巡是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正好100年。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1680到1785，显然只是一个概数，并非是康乾南巡的准确时间。从内容来看，书中很少提到康熙南巡，主要着眼在乾隆南巡。从1684年到1784年这一百年，实际上正是清朝全盛时期，康乾盛世其实也就是这100年，并不是说康熙到乾隆一百三十五年全是盛世，因为盛世到来基本上是康熙中期的事情，乾隆五十年南巡结束，康乾盛世基本也走向尾声。普通人会想，乾隆帝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就是来陪皇太后散心的——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按张勉治先生的说法，清朝的制度主要体现在家长—官僚制和民族—王朝制这两方面，其重点更是民族—王朝这种体制。所谓的民族—王朝体制，民族显然是指满族少数民族，王朝就是指原来中国长期的传统体制。张勉治先生在前言和第一章里面提到他做了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把探究乾隆南巡的背后的根源与繁复的背景，他认为他做到了。第二点是探讨地方对于南巡的反应以及大众对南巡的认识。他认为这两点他做到了。本书有很多基本的重要观点。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乾隆六次南巡是民族—王朝体制的最好的反映，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这本书的写法也和中国学者传统的写法有些不同。他没有依次或是具体地介绍或探讨南巡的过程、南巡的基本内容、南巡的社会影响、南巡的后果等等，而是在刚才刘老师讲到的大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各种材料，特别是乾隆帝及其时人的评论来描述乾隆南巡。

张勉治与《马背上的朝廷》

刘东先生甫一开场就谈到了他与张勉治先生的“缘分”——从费正清，到其得意门生列文森，再到列文森的学生、刘东的好朋友魏斐德，再到魏斐德的学生周锡瑞，最后是周锡瑞的学生张勉治。刘东曾与张勉治共同参与了前文所说的展览。张勉治在演讲中展示了一幅乾隆南巡时的画作，上面画有蒙古包，刘东则提出异议：南方的气候闷热潮湿，蚊虫交错，在那样的条件下，乾隆是不可能住在蒙古包里的，这无非是一种画师的想象与建构。

刘东先生指出了张勉治先生的问题：张勉治囿于流行的范式，往往把乾隆提出的下江南的借口，即尚武、祖制等等，当成了他内心中的真实理由。如若不然，则大臣反对的是他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去游山玩水，而他再用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去搪塞他们，这才比较靠近历史的真相。

范金民先生也肯定了著者与译者的努力。在史料方面，张勉治为写这本书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查找了大量与乾隆南巡相关的档案，同时充分利用了《清实录》中关于乾隆六次南巡的记载，特别是档案汇编，如在乾隆南巡结束以后官方收在四库全书里的120卷《南巡盛典》，他也大量阅读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从内容来看，张勉治也做得非常精细。比如说乾隆六次南巡的队伍是怎么分布的，前人学者都不太注意。张勉治详细列出队伍的情况，努力复原队伍的排布。还有南巡的费用包括哪几类，最后花了多少钱，他也做出了估计，计算相当精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张勉治做得非常规范：根据他做的注释，可以很方便地翻检原文，史料功夫非常扎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总的来说，英文原版是精品。现在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翻译成中文本，在刘东先生主编的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面。范先生表示，这本书翻译得也特别内行，不需要与英文文本进行对照阅读。

范金民教授在细致阅读之后认为，该书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书中认为，乾隆在江南检阅驻防八旗，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旨在给广大臣民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然处于战时状态。再如认为当时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包括商业化、人口激增、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阶层加速了认同危机。读者阅读该书后，也仍然不知道到乾隆六次南巡，每度是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结束？走了哪些具体的地方？在扬州是怎么活动的？在苏州停了那么长时间又是怎么活动的？南巡过程中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听了几场戏？甚至接见了哪些人？当地士绅民众是哪些人出来接驾，地方反应怎么样？等等，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在书中得以体现。所以在看了书中列出的数据以后，即便能够复原南巡队伍的情景，乾隆六次南巡的过程也并没有完全展现。

第二，乾隆认为要保持满族的这种尚武精神和弓马精神，所以想要通过南巡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书中反复强调乾隆每次来是骑马的。骑马是对的，但是有的地方没法骑马，大部分是走的水路，乘坐运河上面的船。《南巡盛典》的记载显示，乾隆每次出巡大约有上千条船。乾隆皇帝和皇后的龙船是专门造的，分别是安福舻和祥凤艇。乾隆为了要体现其身体好，强调尚武精神，每次入城的时候确实是骑马的，骑马也方便他观赏问俗和万民瞻仰。进入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南京这些大城市后，他就住在行宫和各地的织造府了。南京的行宫就是当时的江宁织造府，也就是现在的大行宫。因此更多的史料反映出，乾隆并非完全骑马，骑马这种彰显“满族性”的方式并不是主流。

第三，尽管张勉治先生在书中用的史料非常详尽和扎实，然而有一些基本史料与成果他可能没有看到。比如1989年南京大学在华东饭店主办过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暨全国第五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康乾南巡，会上和会后有一批关于康乾南巡的研究成果。还有其他，特别是能够说明康乾南巡的性质和很多具体细节的材料，也没有用到。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各有一本文献，康熙六次南巡，有一本书叫《圣驾五幸江南恭录》，大概是身边侍卫记载的实录，乾隆年间无锡人黄卬写了《乾隆南巡秘记》，描述迎接乾隆第一次南巡地方为迎驾做的各种准备，相当具体详细，像这些材料张勉治先生都没有用到。如果结合使用这些材料，就可能对康乾南巡，特别是乾隆南巡，做出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看法。

“还是希望所有的人类群体，都能带着他们各自的创造，来走向一体化，这样就会使总体的人类文化，更加丰富也更加多元，从而更充满自身内部的上升潜力”，刘东先生最后说。

（本文经刘东、范金民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