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速的放缓引发各方持续关注。IMF在10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中预期2019、2020年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别为1.68%和1.67%，创下2013年欧债危机之后的新低，并分别低于1980年以来的长期均值和金融危机十年来的均值超过0.7和0.3个百分点。

在全球总需求疲弱的大环境下，除日本之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均出现明显下滑，美国经济开始周期性下行，而欧元区核心国家出现经济失速风险。2020年，随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弱，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仍将延续。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发达经济体正迈入内外因素交织下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分配不均衡带来通缩隐患。美国、日本、欧元区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中国总需求的同步疲软是本轮全球经济下行的主因，也带来了全球性的通缩压力。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出现结构性转变，收入增长的缓慢和不平等的加剧，侵蚀了长期购买力的根基。本世纪以来，此前相对稳定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出现急剧下行，在截至2016年的七十年中，非农部门劳动力收入份额源自2000年之后的下降贡献了整体降幅超过四分之三。从劳动收入的分布看，不平等、不均衡的特征也更趋显著。

第二，产业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削弱社会稳定性。2019年二季度，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11%，创1947年以来的新低。事实上，“美国制造的回归”一再成空只是发达经济体制造业衰落的缩影，产业结构的失衡对于内生经济动能的抑制日益凸显。不仅如此，可贸易的制造业凋敝引发贸易争端，在发达经济体与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新兴市场贸易尚远低于其内部贸易规模的情况下，蚕食了潜在的全球化红利。除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国内区域间的不平衡正重新对其长期增长潜能构成巨大挑战。

第三，负利率常态化引发金融风险。负利率常态化也面临利率传导有效性降低、债券市场流动性下降、银行利润空间收窄、金融市场分割和动荡加剧等风险[2]。在宽松货币政策和高债务存量的情形下，负利率这柄双刃剑的正向作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监管有效性，且公共开支的投向也至关重要，不仅满足于刺激当期的总需求，更需着眼于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潜在产出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

第四，贸易摩擦重心轮转增大边际冲击力度。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冲击重心和时序的动态演进，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呈现出趋缓的势头，然而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争端或有抬头的可能。

程实表示，内外交困之中，要想重新实现工资和通胀之间的良性反馈，结构性改革发力的方向除了提升劳动生产率之外，还需着眼于收入分配的均衡性和劳动力份额的稳定度。发达经济体面临艰难但必要的政策转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善用财政空间、重释全球化红利等，以期迎来沉淀后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