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一般指西方国家中一部分传播基督教的人士。基本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情况下，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

清朝康熙年间，由于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和中华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可以说，这个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初年，由于清廷的钦天监和西方传教士对历法的认识不同，两者发生了一场争论。康熙皇帝并非固步自封之人，他耐心地分析了西方传教士的观点，认为其中确有独到之处。于是，他力排众议，大胆重用传教士，让他们为清廷服务。得到了清朝皇帝的信任，传教士们也是倍感荣幸。

于是，他们倾其所能，为清廷观天象，算历法，写书籍，忙的不亦乐乎。这些资料流传下来，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将西方先进的新式火炮引进给康熙皇帝。这些火炮到了八旗军的手中后，在平灭三藩之乱时大放异彩，令康熙皇帝既惊又喜。

为了表达对传教士们的感谢，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特意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从官方角度认可了西方的宗教信仰。可是，令康熙皇帝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尊重，竟然，引发了礼仪之争。

论起礼仪之争，这还要从明末说起。

明朝末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到明廷传教。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利玛窦等人在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艰难。为了使明朝民众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利玛窦等人决定先用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起统治阶级的支持，然后，再以符合明朝民众礼仪的方法来传达教义。于是，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不再阻止信徒们祭天祭祖。明廷见传教士们对中华文化表示认可，便默认了他们的传教活动。

但是，利玛窦去世之后，剩下的传教士们就各执己见起来。他们争论了很多次，可是，意见仍然没有得到统一。归根到底，他们还是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天”和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不是同一个概念。他们坚持认为上帝至高无上，因此，认为明朝民众祭天祭祖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可是，传教士们都明白，如果坚持此看法，则在华的传教活动将寸步难行。

崇祯元年（1628年），在华的传教士们在嘉定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他们一致同意利玛窦的看法，允许教徒祭天祭祖。不过，以后不能将“天”和“上帝”混淆，必须保留天主的译名。传教士们认为，这种方法比较折中，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过，虽然嘉定会议在表面上达成了意见的统一，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平息传教士们的分歧。随着其他传教士的入华，礼仪之争愈演愈烈。

以至于到了后来，连官方也无法坐视不理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福建的法国传教士颜当突然下令，在他管理之下的清朝信徒禁止祭天祭祖，甚至，连孔子也不能敬。一石激起千层浪，颜当的过激言论，迅速引起了清朝人和西方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传教士之间也是争论不休。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方传教士联名向清廷上奏，请求康熙皇帝向信徒宣告，中华礼仪和西方宗教并无关系。康熙皇帝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当天就亲笔写下回复：“祭天祭祖，忠于君主孝敬父母，天下都是这样的，与宗教无关”。不料，罗马教皇得知了康熙皇帝的态度后，直接表示反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派多罗出使清廷，并要求康熙皇帝禁止信徒在清朝使用中华礼仪。

面对教皇的无理要求，康熙皇帝并未动怒。他不仅对多罗以礼相待，还诚恳地向多罗解释道：“祭天祭祖是中华源远流长的传统，并非是封建迷信。你们天主教敬天主，我们敬天，虽然有所不同，但本质上相差不大。”康熙皇帝贵为一国之主，能够如此苦口婆心地向多罗解释，已经是降低身份了。

按理说，多罗不管认同不认同，都要按清朝的规矩去做。但是，固执己见的多罗丝毫不听康熙皇帝的解释，他仍然坚持教皇的意见，甚至，还将颜当召到京城，让颜当当面同康熙皇帝辩论。康熙皇帝虽然不快，但还是决定让颜当说说看。听了颜当的话，康熙皇帝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他看来，颜当根本不懂中华文化，所说的都是外行话。看到教皇和传教士都是这个态度，康熙皇帝决定给西方人一点颜色看看。他当即下旨：要求在清朝传教的西方人必须要认同利玛窦的观点，并决不返回西方，这样才能获得由朝廷制作的信票，才能长期在中华居住。

可笑的是，事到如今，多罗还是没有认清形势。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在南京向传教士们宣传教皇的观点，并公开反对朝廷。康熙皇帝见他如此冥顽不灵，于是，果断将他抓捕，然后把他关在了澳门。教皇见此，并未服软，反而态度更加强硬起来。

康熙六十年（1721年），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翻译成中文，呈给康熙皇帝看。康熙皇帝看了之后勃然大怒，他当即下达禁教令，禁止传教士再在清朝传教。康熙皇帝虽然下达了禁教令，但是，并未真正和罗马教廷撕破脸。那些获得官方信票的传教士，可以继续留在中国，但多数被赶了回去。

而且，康熙皇帝对西方先进的科技相当赞赏，并没有因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便放弃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可是，禁教令还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康熙皇帝威望过大，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都不敢违背这一禁令。从禁令下达开始，这已经成为了清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

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虽然，在利玛窦的正确决策下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很快，便在禁教令的限制下一蹶不振。直到1939年，清朝覆灭后，罗马教廷才明白了自己当初的不对，从而，对中华礼仪做出了新的规定。

参考资料：

【《康熙时期的“禁教令”》、《略论明清间中国人对西学的迎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