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瓷之画——突出地方特色，追求展览创意

前言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现有藏品18万余件，时间跨度从远古时代至近现代，藏品类别多样，除了蜚声中外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还有熠熠生辉的各类陶瓷、数量可观的历代名琴、名家大师的书画名作等等。基于此，湖南省博物馆紧扣馆藏文物特色，深挖文物内涵，在2019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向公众推出既体现自身优势、又彰显湖湘特性的三大专题展览：“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画吾自画——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展”，从而实现展陈系统的全面升级，并最终构建以两大基本陈列为核心，三大专题陈列为补充，不断更新的原创特展为活力的展陈体系，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享受。

此前，弘博网有幸采访到湘博副馆长陈叙良，得以详细了解湘博展陈体系背后的“收藏—研究—展示”思路。同时，陈叙良作为“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的策展人，也分享了此次展览策划背后的实践与思考，以探讨博物馆如何发挥自身特色，为观众呈现一系列优秀内容（链接：专访 | 立足馆藏与研究，阐述湖南地方古琴文化的历史与传承）。本期，弘博网将聚焦“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进一步了解湘博策划专题展的创新、突破。

作为湘博推出的三大专题展之一，“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以自身馆藏陶瓷为主体，同时联合江西省博物馆、河北磁州窑博物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4家文博单位，共遴选来自唐代到清末民初的各类绘画瓷器160余件，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中国绘画瓷器发展的全貌，让熠熠生辉的彩绘瓷器，为观众讲述绘画在瓷器载体上走过的历程。

为此，弘博网特别采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方昭远，就博物馆专题展览如何突出本地特色、讲出新意进行了交流。

占据重要历史地位的湖南陶瓷

方昭远表示，通观中国陶瓷的发展史，会发现湖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发展中有着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初始阶段，湖南先民便成为制造陶器的先锋：在距今约18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进入新石器时代，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白陶器皿，其制作原料中所出现的高岭土，证明湖南先民在史前已经开始探索用瓷器原料去生产器物。

中国原始瓷发展为成熟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至东汉中晚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其中，湖南岳州窑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相当成熟的青瓷，与浙江越窑青瓷同步。至唐代，长沙窑的出现使湖南地区迎来瓷器生产的第二高峰，创烧了丰富的多彩瓷器，从此打破了瓷器装饰釉彩单一的局面，产品畅销海内外；清末民初，醴陵窑把湖南瓷业推向了第三个高峰，烧造出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此外，湖南地区还拥有衡州窑、衡山窑等名窑。

湖南地区瓷器生产的悠久历史与考古发现，使得湘博拥有一批精美珍贵的历代陶瓷收藏，成为湘博收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湘博不断创新展览主题和立意的基础。

展厅

以“画”着眼，讲述瓷器故事

据方昭远介绍，在新馆建成前，湘博曾在老馆策划了“湖南民窑陶瓷陈列”，为观众展示了从史前到清末民初湖南地区各名窑生产的陶瓷，以阐述湖南陶瓷发展的历史。

“这一陈列仅限于展示湖南本地的名窑瓷器，为了寻求主题内容与展陈方式的创新与突破，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我们便开始思考如何打造一个全新的陶瓷专题展，在体现湖南特色的同时，放眼全国，为观众提供欣赏瓷器的多元角度”方昭远说。

经过反复考虑，策展团队最终决定从瓷器上的绘画入手，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为观众讲述绘画在瓷器载体上所走过的历程。对于这样的选择，方昭远表示，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湖南彩绘瓷在中国陶瓷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长沙窑作为最早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到瓷器装饰上的湖南名窑,实现了观赏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将中国瓷器绘画推上了第一个高峰，不仅直接为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等提供了借鉴，也间接影响到后世瓷器装饰艺术的发展，醴陵窑釉下五彩绘画，推陈出新，在中国古代陶瓷的最后阶段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观众喜好的考虑，绘画瓷器是瓷器中最精美、内涵最丰富的一类，这类展品观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使得此次展览最终确定“瓷之画”这一主题。

展厅

异彩纷呈的中国瓷器绘画

此次展览以瓷器绘画的历史发展为线索，通过 “独领风骚的长沙窑瓷绘”“花开南北·交相辉映”“走向幽蓝”“宫廷画与民间画”“浓妆淡抹总相宜”“瓷与画的真正融合”“釉下五彩新风尚”七部分，讲述中国瓷器绘画异彩纷呈的发展史，让观众领略中国彩绘瓷器的工艺之精、装饰之美以及工匠文人的书画雅趣。

瓷器绘画的第一个高峰

据方昭远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瓷器绘画装饰为三国时期南京地区出土的褐彩瓷绘，题材多为羽人、瑞兽，数量极少，应与当地信仰有关。但这种特殊瓷画到西晋就消失了，以后的几百年瓷器上没有绘画装饰。直到唐代长沙窑，瓷器绘画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成为当时唯一大范围、多题材进行绘画装饰的瓷窑，在唐代独领风骚。

长沙窑绘画题材涉猎广泛，如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建筑，生活气息浓郁，很多题材都是首次在瓷器绘画中出现。在绘画手法上，长沙窑多采用褐彩描绘细部，如动物的腿、嘴、羽毛、植物的叶脉、山石的肌理、人物衣纹等，线条刚柔相济，再用绿彩填色，色彩对比协调，尽显清新质朴。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壶喇叭口，长直颈，多棱短流，四瓣瓜棱深腹，平底。流下腹部用褐、绿彩绘一振翅欲飞的凤鸟，凤正回首顾盼，极具动感，画面构图简洁生动，用笔精准。民间绘画界有“朝阳啸的凤，姿势欲翔腾”的绘画口诀。此壶的整幅画面正是描绘出了百鸟之王正腾空飞起的气势与体态。

除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之外，由于产品的外销，一部分长沙窑瓷器吸收了外来文化，出现了连珠纹、椰枣纹、狮子纹、摩羯纹以及抽象几何纹等具有浓郁异域色彩的纹饰、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装饰风格。

纵观长沙窑陶瓷的绘画题材，不难发现其格外注重从生活中吸取装饰的题材与形象，对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唐画传世甚少，长沙窑瓷器却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民间绘画真迹，为今人再现了丰富多彩的大唐气象。”方昭远说。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莲花纹执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壶喇叭口，长直颈，曲柄，多棱短流，瓜棱腹，平底。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绘褐绿彩莲花纹，两侧宽阔的荷叶轻摆，其间一枝莲花绽放，气韵生动，犹如莲与叶正在微风中摇曳一般。莲花是中国古代最先得以流行于装饰界的素材。战国的陶壶、东汉的画像石均出现过。而大量流行莲花装饰，则在佛教传入之后的魏晋南北朝。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莲花作为佛教的圣花和象征就一直大量出现在各种瓷器、金银器、画作、石刻、织物等各类器物上。长沙窑的壶、碗等器物上亦大量出现。于瓷胎这种不平整器物上绘画，皆可绘得如此生动，可管窥窑工绘画技术之熟稔，管窥唐代花鸟画技艺之成熟。

将笔墨技法融入瓷器绘画

宋金时期，以河北磁州窑和江西吉州窑两大民窑为代表的釉下彩绘瓷迎来新的发展高峰。该时期以毛笔为工具，用釉下黑（褐）彩或釉上红绿彩装饰瓷器。其瓷画纹样都借鉴了当时的中国画，将其笔墨技法融入到绘画中，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民间瓷窑的水平。

其中，磁州窑匠师们相应地吸收了长沙窑的彩绘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花装饰艺术，色彩分明，对比强烈。在绘画题材上，磁州窑延续了长沙窑的质朴，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情景，内容多为花鸟、山水等。这些丰富的装饰题材，既保存了唐宋民间绘画的详细史料，也保存了许多风土人情的民俗资料。

展厅

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绘画题材上，磁州窑与长沙窑有着不同风格。据方昭远介绍，虽然目前最早的陶瓷婴戏图发现于长沙窑，但其大量出现则见于磁州窑瓷器，这与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磁州窑的婴戏图用白描的手法写实地反映了宋金时期儿童日常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金磁州窑白地黑花婴戏纹枕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

该枕枕面如意形开光内绘一童子，穿着花衣裳，里穿深色肚兜，右手执长线，拖拉玩具。整幅画面简练准确的勾勒出孩童天真烂漫之态，线条简单却形象生动、趣意盎然，极富乡土气息，让人不禁心生喜爱之情。

此外，磁州窑还在绘画中大量使用“开光”这一装饰手法，即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将不同的绘画情境集于一身，产生故事篇章感，使绘画富于流动意趣交相辉映，极富艺术观赏价值。该枕枕面开光内绘竹枝叶，长尾鸟驻足枝头，回首远眺，整个画面充满安详喜悦的气息。这种折枝花鸟画，以聚焦一枝一鸟深入表达微妙细腻的内心情绪，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趋势。竹叶纹经常出现在磁州窑瓷枕的装饰中，也是对当时写意墨竹绘画技巧借鉴的体现。

吉州窑在装饰题材上也喜用卷草、飞禽、游鱼等纹样，但创造性地增加了波浪纹、回纹等别具一格的纹饰。在绘画风格上，吉州窑笔法更为纤细简洁，常以开光形式突出主题纹样。

南宋吉州窑白釉黑彩奔鹿纹玉壶春瓶

此外，宋代的衡山窑作为湖南境内继长沙窑之后兴起的彩瓷窑口，其粉上彩绘、化妆土绘画也颇具地方特色，形成独具一格的装饰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鸣惊人的元青花

进入元代后，彩绘瓷烧造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元代仅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这一时期的陶瓷却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非元青花莫属。然而，元青花直到元代中晚期才得以出现，其一出现便一鸣惊人，呈现出繁荣发展之态，不由使人产生疑问：元青花究竟从何而来？

对此，方昭远认为，元青花的繁荣与磁州窑、吉州窑不无关系。宋末元初，白地黑花依然是最流行的瓷器装饰，以磁州窑为核心，北方一些重要窑场竞相仿烧。江西吉州窑釉下彩绘承袭宋代，继续发展。景德镇瓷业受其影响，发展釉下彩绘技法，而蓝色钴料的引进又进一步推动了青花纹饰的出现，使得青花绘画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打破了釉下黑（褐）彩装饰的单一格局，开启了彩绘瓷的新面貌。

为了阐述这一传承，展览分别展示了三件以“鱼藻纹”为装饰的瓷器——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盆、吉州窑釉下褐彩双鱼纹盆以及景德镇窑青花莲池双鱼纹盘。据方昭远介绍，在绘画史上，“鱼藻图”至少可以追溯到五代，瓷器上开始流行莲池鱼藻纹则始于宋代的磁州窑与吉州窑。而此次展示的三件瓷器，无论在构图，还是技法上，都十分接近。因此，展览将其并置展示，让观众得以从中观察三者间的异同，思考其中的传承关系。

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盆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

青花莲池双鱼纹盘

三件瓷器并列展示

在绘画题材上，元代瓷器受当时文人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众多具有浓郁文人气息的艺术题材，如“岁寒三友”等；同时，宋元文学的普及和元曲、杂剧的广泛传播，也对人物题材的瓷画影响深远。

在装饰手法上，方昭远介绍，元青花大量运用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主题纹饰一般呈于器物视角中心，辅助纹饰显于器物口沿、底足边缘或主题纹饰的两侧、上下及周围。器物构图繁密，层次感强。

展厅

宫廷画与民间画

至明代，景德镇瓷器绘画一枝独秀，绘画技法更趋精湛，题材更加丰富，植物、动物、文字、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无不入画。此时出现了专为皇家烧造的御窑，由宫廷画家供稿，按样制作，产品精美。同时，宫廷也通过官搭民烧制度补充御瓷烧造的不足，到明晚期，景德镇民窑生产非常繁荣，制瓷水平已接近官窑。

由于明代御窑垄断了上等青料与优质瓷土，且由宫廷画家提供画样，使明代前期青花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中拥有辉煌的成就，生产出了众多题材多样、绘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装饰手法上也一改元代层次较多、花纹繁满的风格，趋向疏朗、清新。

明永乐青花一把莲纹盘 湖南省博物馆藏

明中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民窑开始摆脱官窑的束缚与羁绊，形成了初具规模、蓬勃发展的手工业格局。明朝官府也逐渐改变经营方式，利用民窑来承担烧造任务，实行“官搭民烧”制。这一制度也使得民窑在这一时期涌现众多优秀的青花瓷，常以飘忽的卷云做背景，绘琴棋书画、高人逸士、八仙故事等，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是具有中国水墨画情趣和韵味的瓷画。其中，人物出行图在这一时期较为流行，内容多为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趣。

明中期访友图青花大罐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人物出行图在明代空白期较为流行，内容多为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趣。此罐绘制人物主仆鲜明，形象生动。笔意粗犷飘逸，场景疏密得当，柳条、云雾、楼阁如同神仙幻境。所绘出行图与宣德年间刊印的版刻《剪灯余话》插图类同。

自万历开始，官窑逐渐衰落，内忧外患，万历末年官窑生产停顿。而民窑生产则日益兴盛，为后世留下众多精品杰作。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繁荣，也推动了外销瓷的生产，不仅加快了景德镇民窑瓷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一些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发展，如福建的漳州窑等。

此外，除了青花瓷之外，斗彩、五彩等釉上彩新品种也同样在明代熠熠生辉。

集历代彩绘工艺之大成

清代是彩绘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康雍乾时期的瓷器更是达到清代制瓷工业的顶峰，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彩绘工艺方面，康雍乾时期集历代彩绘工艺之大成，除继承前代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等品类外，还开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工艺。

康熙时期，五彩瓷有了重大突破，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

清康熙青花五彩松鼠葡萄纹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雍正、乾隆时期，粉彩大肆盛行，严谨的彩绘工艺程序和娴熟的彩绘工艺技巧，配合多变的绘画笔法以及丰富的色彩，将装饰性与绘画性交融在一起，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

而随着西方彩料和绘画技术的引进，珐琅瓷作为一种全新的彩绘品种也出现于这一时期。据方昭远介绍，珐琅彩瓷创烧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流行，因其材料丰富、工艺复杂，成为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极为名贵。

在绘画题材方面，这一时期的也更加丰富，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蔚为壮观。其中，主要以瑞兽、花卉为主，如龙凤、麒麟、缠枝、莲纹等。此外，人物、民间故事也成为绘画题材，多取自《封神榜》、《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西厢记》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与此同时，为适应欧洲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清代外销瓷也大量出现了西洋绘画题材，如生活场景、宗教神话、家族徽章等。

清康熙青花人物故事瓷笔筒 湖南省博物馆藏

所绘人物故事应为《西厢记》中的“拷红”场景，受当时流行的戏剧和版画影响。

瓷与画的真正融合

从清晚期到民国前中期约50年，先后出现了以程门、金品卿为代表的浅绛彩画派和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画派。他们将中国传统书画的诗、书、画、印与瓷器装饰相结合，开创了瓷画的全新面貌，达到了瓷与画的真正融合。这些艺人大多文化素养较高，从图稿设计到绘画题记均由一人完成，自由地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

展厅中的瓷板画

“之前的瓷器绘画往往只有画，没有作者的落款。但在这一时期，瓷器上的绘画与宣纸上的绘画一样，出现了落款与印章。”方昭远表示，“这便意味着，瓷画不再只是作为瓷器的装饰，也同样是自由表达个性与追求的艺术形式。”

中国彩绘瓷的新篇章

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书写了中国彩绘瓷的新篇章。1905年开始，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实业家，在醴陵先后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聘请日本和景德镇老师教习，创烧出独具特色的釉下五彩瓷。绘画题材涉及花鸟、人物、山水，用色淡雅，画意清新。1909—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先后参加武汉、南京、意大利和美国博览会，均获得一等奖牌，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奠定了今天醴陵“红官窑”和“瓷城”的地位。

清宣统醴陵窑釉下五彩花卉纹凤尾尊

釉下五彩瓷以深绿、海碧、茶色、玛瑙红、艳黑五种高耐火性釉下颜料，采用“三烧制”工艺制作而成，使醴陵窑所产瓷器，相对于过去的釉上彩瓷，具有五彩鲜艳、晶莹润泽、永不掉彩三大特点。

展品之外的展览解读

由于此次展览以“陶瓷”与“绘画”为主题，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学术性，方昭远表示，为了让观众易于理解，本次展览除了为观众提供语音导览与现场讲解外，还在展厅中设置了趣味互动装置，让观众通过拼图游戏，得以更为详细地了解瓷器绘画的选题、构图以及用色等细节。

展厅中的游戏体验

此外，湘博还针对展览推出一系列教育活动。为配合“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展览，湘博教育中心策划推出“画美雅式 琢瓷无双”主题活动，邀请亲子家庭一起体验陶瓷手工匠人的朴拙本真；与此同时，“湘博讲坛”也推出“陶瓷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物语展·瓷之画陶瓷展品解读”，及“画艺与瓷艺——景德镇元代以来瓷器上的绘画因素及其演变”等学术讲座，深度解读陶瓷及其装饰绘画的历史及文化内涵。

预告

从“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到“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湘博始终坚持立足于馆藏与研究，关注观众需求的转变，以提供更有深度、内涵的展览及活动。下期，弘博网也将继续关注湘博的专题展览，为读者带来关于“画吾自画——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展”的独家专访，以了解书画展览上的湘博经验。

来源：湖南省博物馆

编辑：大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