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果岭寮屋村被油丽村、平田村、安田村等公屋及“千万豪宅"丽港城高楼环绕，仿佛与世隔绝。

傍晚时分，荣伯将一天的报纸按叠次整理好，用红色塑料绳捆上，打个结，然后打开电视机，调出《亮剑》。阿星泡上一壶铁观音，坐在逼仄的弄堂口，点上一支烟，打量着来往的行人。梅姨在家门前的木头楼梯下坐定，眯起眼睛，盯着对面一只黑猫出神。

夕阳落在村口的天后庙上，琉璃瓦反射阳光，亮得晃眼。这里是茶果岭，香港所剩不多的寮屋村落。这里的人们因为各种原因来到香港，又因为难以承受定居市区的巨额开支，于是便在城市边缘落脚，就地取材，利用铁皮、石棉瓦、铁丝网、木板，搭起一座座被称为“寮屋”的临时建筑。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几代人的繁衍生息，让茶果岭成为一个有别于繁华都市的社区。

10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提出将收回三个位于市区、适合用作高密度公屋发展的寮屋区用地，其中即包括位于油塘和将军澳新城之间的茶果岭村。面对重建与发展，村民对即将消失的家园感到不舍与眷恋，但更相信“明天会更好”。

茶果岭寮屋一角。香港开埠时，大量移民涌入，在城区边缘就地取材，搭建起一个个寮屋形成村落。

寮屋村落

城市边缘原本的临时落脚点

天后庙是进入茶果岭的标志。

黄色的石头墙，红色的瓦，围出一个面阔三间的岭南式传统庙宇，屋脊用彩色琉璃瓦搭出“二龙戏珠”，远远反射着阳光。

天后庙前的广场上，一艘龙舟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在木架上，长约十米的龙舟新涂了黄色油漆，象征金色的“龙鳞”。船头的龙首昂然挺立，龙角的红绳色彩艳丽，一尘不染。船舱插着三角形战旗，一块白色木板上，端正的楷书写着“茶果岭 合义龙”六个字。

古庙、龙舟，构造出一个传统的村落。不远处的油塘和将军澳高楼林立，身旁的柏油马路车来车往，而茶果岭仿佛与世隔绝。从步履匆匆的港岛过海而来，置身其间，时间好像也变慢了。

从天后庙的西侧转过去，青苔斑驳的水泥墙上，挂着一排信箱。山路崎岖，茶果岭的寮屋也因势而建，形状大多不规则。这里用石棉瓦伸出一个厨房，那边从半山腰搭出一个阁楼。头上是各种建筑材料堆成的屋顶，脚下是长满青苔、曲折弯转的石板路。竹竿东一根西一根，用铁丝绑定，做成晾衣台，五颜六色的衣衫滴着水。

天后庙前的广场上，一艘龙舟被固定在木架上。船身的白色木板上，端正的楷书写着“茶果岭 合义龙 ”六个字。

各种颜色和各种声音，在茶果岭汇聚：红色的蜡烛、青色的晾衣杆、灰色的墙、黑色的水管；狗叫声、孩童的哭闹声、油在锅里被炒热时发出的“噼啪”声，连成一个姿态万千的寮屋村落。

寮屋，原本指用铁皮、木板等搭建的临时居所。随着香港开埠，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寻找机会，在港英政府没有提供公营房屋的情况下，无力购买私人楼宇的居民，便在城区边缘就地取材，搭建起一个个棚屋。这些依山而建，造型、用料各异的棚屋连成片，便有了蔚为壮观的寮屋区。

“上楼”遥遥无期，让原本只是作为临时落脚点的寮屋，成为了很多人一生的居所。

这片位于东九龙山区的寮屋区，因山上长有大量茶果树而得名，曾经一度是观塘地区的行政中心。直到今日，茶果岭村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寮屋区之一。

巨型寮屋内，一户三口之家正在吃晚饭。

棚屋蜗居

大小终归是个属于自己的家

梅姨在茶果岭村已经住了57年。1962年，只有17岁的她，从惠州老家嫁到香港后，便落脚在茶果岭下。

茶果岭寮屋区的每一个角落，梅姨都如数家珍。她定居茶果岭时，出现在眼前的，还是一个房屋稀疏的村落：“村里有一个石头房子，还有就是几家工厂，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球场，房子不密。”梅姨指着眼前的一片铁皮屋告诉新京报记者，那里曾是一个工厂的宿舍，“左边是男舍，右边是女舍，收工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进出。”

当年的茶果岭居民，住得都很紧巴。梅姨说，自己一室一厅的房子，最多时曾经住了五口人。而她的一名惠州老乡，只有一间6平方米大小的屋子，只能放下一张高低床和桌子，也住进了三口人。荣伯五百多呎的单位，在村里算是比较宽敞的。不过，祖孙三代六口人居住其间，还是显得很拥挤。

寮屋区蚊子多，一盏灭蚊灯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荣伯20出头的时候，从厦门老家来到香港和父亲团聚，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刚到香港时，他落脚在以福建籍居民为主的港岛北角一带，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学徒期每天16块钱，出师后一天工资有50块。”

在当时，内地一个熟练工的月收入在五六十元左右，在香港做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厦门老家一个月。在北角的印刷厂，荣伯认识了同为福建老乡的妻子。荣伯说，当年的香港物价很低，一碗牛肉米粉1.5元，一份报纸才4毛钱，自己一个人做工的收入，足够养活一家人，但是要买房，却显得杯水车薪。

2001年，夫妻俩在报纸广告上，看到茶果岭有人在卖屋。在港岛住了二十多年，一直租屋居住的荣伯，想在香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动了心。

广告里所谓的“房子”，原本是一个制鞋工厂的厂房。工厂停工后，东主便将厂房加以改造，分割成几个单位出售。

茶果岭大街仅剩的一间士多店，由一对老夫妇照看。

这栋白色的二层小楼，位于茶果岭村东部的一个半山腰。这个530呎（约50平方米）的单位，当年的售价才16万元，比起港岛和九龙半岛都要便宜得多。

尽管已经年近八旬，回想起定居茶果岭的经过，荣伯的记忆依然清晰，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当初来看房，一眼便看中了茶果岭，“这里的环境很好，没有汽车的喧闹声，靠着海又有很多树，很像我们鼓浪屿的老家。”

居港四十多年，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荣伯，常常思念起故乡，地理环境酷似鼓浪屿的茶果岭，成了慰藉他思乡之情的港湾。

深夜，一位居民沿村道下山，远处灯火通明的高楼与茶果岭村的鱼骨天线并排而立。

屋村乡情

坚守寮屋习惯街坊互帮互助

这些年，一些居民轮上公屋，一些人买了自己的房子，陆续搬离。现在的茶果岭村，居民已经大多是跟荣伯、梅姨一样的垂垂老者。

虽然子女都在港岛买了房子，但是荣伯还是坚持住在茶果岭，他说，这里是自己的“一个窝”。

“市区里面楼贴着楼，街坊之间好像有隔膜一样。但是在这里，大家互帮互助，无论有什么事，都会有街坊帮手。”荣伯说，村里治安很好，有陌生人进村，大家都会盯着，根本不需要保安，“鸡犬之声相闻，说的就是这样。”

荣伯在村里的报纸档上，买了十几年的报纸。在智能手机和网络已经普及的年代，报纸仍然是他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看五六份报纸，从早晨看到傍晚。看完的报纸，都被他用红色塑料绳按照日期仔细捆好，然后码放在家里。

10月25日晚，茶果岭社区中心在一场社区活动中展示了林郑月娥施政报告中关于茶果岭寮屋拆迁规划，这成为了当晚村民关注与讨论的重点。

荣伯买了一台深圳出产的电视机顶盒，专门用来看内地的电视节目。《亮剑》看了很多遍，有些台词已经能背下来，每当有重播时，他依然乐此不疲。

尽管坚守在寮屋，但村民们也知道这里迟早会变迁。

改革开放创造了内地的经济奇迹，这种变化，茶果岭村民体会得尤为明显。

“我在老家的亲戚，都住一两千呎的大房子。”阿星端着茶杯，吹了吹热气。他的老家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宝安，四十多年前来香港“找机会”，便在茶果岭的姨娘家定居。姨娘去世后，这间用木板搭出来的小阁楼，便成了他的家。楼梯很陡，上下都需要紧握扶手，楼上下加一起，不到300呎，厕所建在屋外，是用铁皮棚搭起来的。

荣伯家的客厅，也是用铁皮自行搭建的，冬天很冷，夏天又热得像蒸笼，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空调。“住在厦门的兄弟姐妹，现在的生活其实比我好很多。”荣伯告诉新京报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回福建老家时，都会提前在香港买上很多日用品带着，“回去之后干什么都是我花钱，现在内地的经济好了，回去都是他们花钱请我。”

手提垃圾的居民在狭窄的村道里穿行，路边晾晒着各式衣物。 �民关注与讨论的重点。

城市更新

重建果茶岭的不舍与期待

如今的荣伯退休在家，特区政府给年过65岁的长者派发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荣伯说，自己和老伴每个月各有3400港币的补贴，能够应付日常开支，“还能攒点钱出去旅游”。

五十出头的阿星，还在赚钱养家的阶段。他在香港一家建筑企业工作，尽管月入两万多元，要养活一家五口人还是有些吃力。尽管这样，他还是在今年年初把茶果岭的小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怎么说都是个家。”

特区政府着手重建茶果岭的消息，在村里已经传开。寮屋即将成为历史，生活环境将得到改善，但在村民的心中，却有着不舍和眷恋。

俯瞰用铁片交错堆叠出的屋顶。

“住惯了，真的。”阿星参加过很多填海工程的建设，看着香港一天天“长高长大”，虽然明白城市更新重建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想起茶果岭村即将消失，还是有些失落。

荣伯却对未来的生活有些期待。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虽然乡音不改，但在心理上，他早已把自己当作了香港人。“当年刚来的时候特别想融入香港社会，但是那时候语言不通，生活方式差异也大，曾经呆了一年就很想回去。”他说，现在的香港人基本都能说普通话，一个新来者要融入香港社会，已经比当年容易很多。

“把我们安置到哪里，问题都不大，房子小一点也没关系”，荣伯顿了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居乐业。”

位于半山腰的一栋巨型寮屋住了近20户人家，宛如“缩小版九龙寨城”。

梅姨的三个子女早已成家，都离开了茶果岭。子女之中房子最大的，有两千多呎。“孩子接我去住，我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还是不习惯。”

夕阳投射大地，铁皮屋顶反射着阳光，有些刺眼。一只黑猫踮着脚踱过来，梅姨眯起眼睛，摸着猫，然后抬起头说，“茶果岭是我和它的家。”

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 编辑 甘浩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