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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民刊时代:诗歌文化共同体的共建与完善

当代中国诗歌民刊简观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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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简称为“民刊”的“中国诗歌民办（民间）报刊”是另种特殊的诗意存在与时光证物，它对于“百年新诗”进程的贡献、对于现当代诗歌文化的普及、探索和影响已渐成共识。有文学与诗歌的生成与传播，就有民刊的存在。广义地说，1917年至1949年期间产生的文学与诗歌的自办自印与传播媒介，是早期新诗作者的摇篮或园地，也可谓早期的“民刊”。但约定俗成意义上的诗歌“民刊”，则主要是指1949年后至期间的自办自印或内部局部传播的、未有“正规刊号”及公开发行的纸质媒介物。据诗歌民刊收藏及研究者世中人介绍，他目前所收存的诗歌民刊约逾万种，其中最早的《红楼》诞生于1957年的北京大学。

民刊在运行中渐被公开发行的期刊相对肯定和关注。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安徽《诗歌报》及后期的《诗歌月刊》、河北《诗神》及郁葱主编时期的《诗选刊》等就不定期以相当篇幅对“诗歌民刊”作品进行甄选发表，《诗刊》《星星》《绿风》等亦通过网络选刊、下半月等形式对民刊有更多容纳。2006年10月，《作家》主编宗仁发在澳门“中国诗人与葡语国家诗人对话会”曾以《我所了解的中国诗歌出版情况》为题的发言，对诗歌民刊进行介绍；《作品》《都市》《飞天》等对诗歌民刊亦有不定期的不同程度的甄选及介绍。期间，来自民刊“内部”的甄选也始终进行，吴谨程曾多次自主出版《民刊年选》，世中人、胡仁泽等则多年来持续搜集和整理全国或区域性诗歌民刊，他们与众多民刊关注者同时也不断展开民刊实践的建设性思考。张清华、何言宏、赵思运、孙琴安、王昌忠、安琪、赵卫峰等也不同角度对民刊较早和持续进行观察。2009年，刘波以《网络时代的诗歌民刊》为题对民刊曾赞誉有加：“学术界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民刊史。”“民刊的传统已深入人心，无可替代。它虽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却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写作。”

何谓民刊传统？简言之，或许当其不断地“春风吹又生”，已然是相关“传统”之重要体现。正如北岛在《〈今天〉四十年》纪念文集序言：“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文学杂志，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另一条河流”。“这里有一条河流，勾勒了荒凉的大地新的轮廓；这里有另一种传统，并置交叉，最终汇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新的传统”。

另种看法也一种“传统”：几乎被相对地公认的区域性重要诗人或源头性诗人都或多或少地与民刊有关，这通常用来表明民刊的重要。当然，客观而言，这也主要与诗歌传媒数量一直的相对的欠缺有关。至今，中国公开发行的诗媒是8家：《诗刊》《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绿风》《诗选刊》《诗潮》《诗林》，它们每月每年能承载的诗人与诗歌数量有限，本世纪初期它们先后曾分身出半月刊、旬刊和增刊形式以扩大容量，对诗人与诗歌起到了相当的团结和激发作用。公开刊物的象征性地位其实始终是屹立的。在当代，每个重要或知名诗人、诗评家背后或其名字通常都会与“民刊”有所链接，事实上他们的重要与知名，终是离不了公开刊物这个众目睽睽的杠杆，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类平台的再传播再检阅。

于此，从某种角度看民刊也是一个概念性箩筐，在充分理解其存在的同时也需要客观辨识其芜杂与蔽症。直至互联网时代，民刊仍然绵延生长，显出其特别的生命力，也透露出它与生俱来的局限。虽然民刊披野，主编无数，种种原因却使之泥沙俱下，大多不具备可持续性，各自呈现的文学性与诗学价值也参差不齐。或说，民刊多如百花，可竞相开放，揭杆横行冒进常见，但少有大树奇木。其结果之一，通常是2002年我曾在《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现象认识》文章提及的，民办刊物内部刊物更为共有的身份是“草稿本”。

虽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民刊都会成为简单的诗歌草稿本，虽然“民刊”内质与作用并非通过“公刊”的再承载才能得以证明，但从“草稿”本到“正式”发表，意味着诗歌在传播层面的媒介合流或合力的某种必须。事实上，网络传播环境的成熟意味着“后民刊时代”的到来，虽然诸多民刊负责人仍然乐于向公开刊物提供作品、或以此作为民刊之办理是否有效、或在简介里将之作为成绩体现，但民刊另一身份是否“草稿本”如今已非重点，诸多公开刊物负责人、成名与成熟诗人作品后来也常呈现于各类民刊与自主出版物。

就传播角度看，即便是“草稿本”，其中也有真金，这常与民刊编者有关——他们常是认真的诗人、诗评者和有经验的诗歌编审。多数民刊及其主办者的作用是实在的，他们平衡、抬高或支撑着某一诗歌区间的动感与活力，如果说网络传播相当于民刊传播的另类形式或变相存在，那么这种作用其实仍然存在。而这也正是今日民刊本身的特殊作用，它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区，体现与调整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诗歌生态。

数字化传播环境的推进及成熟，使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置身于新的历史时期。“后民刊时代”出现的外在动力显然是传播环境的变化（也包括公开刊物和诗界普遍的接纳），传播让诗歌的内部与外部界线交叠，也让后来至今多数民刊已不再用力于求证身份的合法合理。无论内部交流、自主出版、公开出版、与网络跨界交互呈现等方式，往昔在官方和民间之自我推销及迫切亮相的心愿，已更多地转向文学兴趣和诗歌本身。单就传播角度看，也可以说“民刊”已从早期的抱团状态和生存权调整到特色发展权阶段，这有利于诗歌文化的更新生成与发展。

2010年，公开出版的《中国诗歌》以专号形式对全国诗歌民刊进行年度选萃及联展式集聚，此举体现出互联网环境里对诗歌生态复杂性、丰富性的新一轮沟通与不断理解；正如其执行主编谢克强所言，诗就是诗，无分“民刊与公刊”，只有好坏之分、真伪之分。此后，随着“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的鼓与呼，《中国诗歌》年度“民刊诗选”至今持续9年，先后刊发约2000余人次、近5000首诗作以及相关相关文论，“给中国诗坛展示了别样的风情”。以各年度《中国诗歌》“全国诗歌民刊专号”看世纪之交以来的民刊，可见它们的生成存在多种外力特别是各种网络传播方式的交叠，其面世与成长和往昔相较有着变化及差别，其中数字化新传播环境与民刊生发流变的磨合、互补和共进是显然的——

一是诗歌网络传播进一步被辩识和运用。网络传播对纸媒的压力空前，甚至在早期一度改变了诗歌纸媒甚至是诗歌本身的某些特质，但网络对于诗歌的局限和作为传播工具给诗歌传统纸媒带来的不适或局促，较快就得到了内部的调整，民刊这种精神作物的创办与运营渐在执着里逐步从容。其次是经济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以往作为瓶颈之一的办刊经费压力相对往昔已有改观，诸多民刊的装帧设计逐步上档次甚至不乏时尚华丽，甚至有的民刊亦发放稿酬或举办诗歌奖与活动；对形式的粗制滥造的拒绝，自会拉动内容质量的提升。另者，虽然近年来诗歌文化环境活跃，公开发行的文学与诗歌刊物仍未增量，很难在短时期内更大限度地满足大量诗歌写作的发表检测、传播交流和诗歌文化普及传承的需求，民刊的产生或持续存在仍然有着可观空间。

民刊给诗歌的印象历来是此伏彼起倔强生长。倔强也可谓（总体的）持续性。就近年看，如《诗同仁》《湍流》《诗》《存在》《卡丘》《蓝鲨》《群岛》《月亮诗刊》《野诗刊》《诗黎明》《抵达》《凤凰》《海拔》《杯水》等保持相当的出刊频率。

虽然网络表面上似乎消解和改善了传播的“地理”圈囿，诗歌写读与传播交流并不存在实际上的地域界限。但大部分民刊仍以地理区间为旗或以编者栖息地为名称标识，这似乎也是中国文学期刊显态特征，名称上一目了然，如《四川诗歌》《几江》《大西北诗人》《诗东北》《陇南青年文学》《诗江西》《北湖诗刊》《客家诗人》《鄱阳湖诗报》《鲁西诗人》《淮风诗刊》《赣西文学》《洛阳诗人》《唐河文学》《山东诗人》《天津诗人》《安徽诗人》《浙江诗人》等。她们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诗歌本地与外界的诗意连接互动。

校园历来是诗歌与诗人写作训练的另类摇篮，1985年，重庆大学尚仲敏创办的诗媒直接就名为《大学生诗报》；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文学社及承载诗歌的自办纸媒，一些高校也因此人才辈出，诗意盎然，校园诗歌媒介亦可谓另种小传统，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同济、复旦、福建师大等校都有着一定影响力的诗歌媒介。

就各年度《中国诗歌》“全国诗歌民刊专号”看，新面孔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曾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民刊并未持续在列，如湖北《或者》《平行》，四川《人行道》《终点》及浙江《北回归线》等，这当然不是指其终止，有未参与、也有阶段内未出刊、或随着网络环境的茁壮与冲击而悄然偃旗等原因。“番号”或数量始终动态地此起彼伏，也反映出民刊生成之相对之简之易，持续则体现难度与恒心。

故而对其认识应有一种时段前提，民刊的名称不等于它的现在进行时，诸多民刊的后来也不等于其初衷。民刊的名字成千上万，大多昙花而现，进一步看，数十年来数以千计的民刊提供、推送或容纳的诗人及作者名字有多少，他们后来在哪里，现在栖于何处？一份份民刊因种种原因而相对短暂的履程有着诸多客观因素，而诗人诗作者在纷纷上场出场的同时，也在不断退场。如果“民刊”这个概念是铁打的营盘，它同时也就是一种“过滤器”。

过滤通常与时间有关。关于民刊现象的研究，一直有个倾向是反复的“回望”。这当然不单是一个或一群诗人对一个或一些时光段落的追忆、怀旧及无可厚非的拔高，也含有对一种或一些精神脉络或文学理想的呼唤？！可以理解。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某一时期的民刊在过多过滥人云亦云的累积式研介里已形成一种“高度”感，在盲目的尊崇、肯定与拔高里有所人为地神化之际，它就难免变成非文学性或非诗的“遗产”？可以理解。历史应该尊重和梳理，但“民刊”研究的重心总是安全地拉锯、现成地反复于某些时段与对象，这种陈滞现象也是值得思考的。

那么，能否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来套说，一代诗歌有一代的民刊或媒介呢？以推陈出新的视角从容观之，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民刊之所以作为一个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源于其是现时的、现场的、现在进行时的特殊性。说民刊的“持续”，并非指具体某刊的沿续的长短，而是指“民刊”这一概念的活力特性，这一概念所呈现的内在的文学理想与自由精神——的存在与可能性。

面世与流通方式的变化亦可谓“后民刊时代”的显态表征。近年来，随着民刊关于存在形式对网络环境的调适，一些纸本老牌民刊先后成为名称式记忆，或渐与网络合力或以后者为延伸阵地，如《诗歌现场》《诗文本》《诗歌与人》《下半身》《诗歌杂志》等以同名网络自媒体平台变身呈现。民刊以网络平台为辅助拓疆推进的情况，可视为纸媒与网媒的连袂拓展及对新传播环境的主动适应。

另种适应性变化则似乎养精蓄锐式的坚守。曾被网站、博客、微信及相关平台等逐步围攻和压缩空间的诗歌民刊因此大多精兵简政，延长刊期，月刊季刊半年刊双年刊方式均机动出现，这能有效体现精益求精的高要求，如《审视》《钨丝》《诗家园》《第三说》《麻雀》《东北亚》等，出刊频率的调整会对文本有质量的保障。近年来，芒克、唐晓渡、杨炼等创办的《幸存者诗刊》复刊，另有《诗收获》《端午》等自主出版面世，它们的共同之处是编辑队伍均由有充分的写作经验、编辑经验的诗人和前沿诗评家组成。

如果一份民刊在意于作者众多、栏目多、作品容量大，容易成为传统文学期刊的仿袭。其实民刊与公刊的区别更该是非全面与“圈子化”。避免大而空泛、面面俱到，进行“类型化”集粹或“专题化”展示，或许能体现保质追求与不落俗套的办刊态度，这将是民刊今后一定时期内的生长点。就2018年度看，如《小诗人诗选》办刊方向细小却有所创意：“刊发成名的实力诗人20岁以前的现代诗歌作品”；《无界》诗刊开辟“女诗人专号”，《端午》诗歌读本设置“翻译家的诗”“评论家的诗”；《现代禅诗探索》专注于诗情禅意的探索实践，《屏风》及《江湖》瞄准诗歌流派与“先锋”写作实践；自《翼》《女子诗报》之后，《诗歌风尚》亦直接以女性写作为“主题”；2017年面世的《光年》则明确：专注译介世界现当代诗歌作品，力求以最准确凝练的语言展现世界诗歌前沿的创作风貌。而《非非主义》《后天》《圭臬》《自行车》《诗参考》《大象》等则以选粹、年选方式体现存在，《明天》《北回归线》等则以“地方主义”“先锋诗歌”为旨进行专题展现。

诗可以群，“类型化”“专题化”倾向则至少能为诗歌界面提供了积极有为的佐证、记载，体现出审美创新的自觉、异样与责任感，于此，“群”的意味也远远溢出了诗歌交际、诗人友谊及人情等旧有民刊的办理习惯。或可说互联网环境里，以精品化、专题化、类型化作为内容调整倾向的跨界变化，不仅意味着民刊已从容置身“后民刊时代”而且更为成熟。

诗歌民刊及其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史现象，也是一种并非中国独有却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文化传统。“特色”亦包括其成书面世方式及途径。世纪之交以来，诗歌类自主出版现象方兴未艾，它为各类社会层面的文学专业社团、挂靠高校和文联作协组织的研究机构、省级以下各级文联及作协组织提供了合适的文学传播渠道与身份，虽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相当部分的类似刊物并不乐意划分，但从未有“正式刊号”角度看，此类拥有“正式书号”的丛刊、连续性或不定期诗歌媒介仍为视为广义的民刊范畴。如由“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组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诗探索》、由个体诗人主办的《诗建设》、作家协会内部刊物转为公开出版发行的《上海诗人》等。

世纪之交以来，经济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城市、江南、岭南、沿海地区民刊一度风起云涌，公开出版与发行的诗歌媒介日益增多。英雄不问出处，出处无非因出版发行体制而论，江山多娇时，身份并不那么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定期面世的《中国诗歌》《草堂》《星河》等以其优质、特色广受界内公认，已成为中国诗歌文化影响力品牌。

自主出版渠道亦成为诸多个体性诗歌民刊、体制性文学组织内刊“合法”面世的主要渠道之一。一些民刊通过内部出版机构自助印制，另些则以公开出版方式呈现，这仿佛是自加门槛？后者表面看是“身份”变化，却不意味“变质”。

有门槛至少也意味着应该的去粗存精的过滤，有时也意味着应该的“标准”，或说从“出品”到“精品”追求或过渡的可能？从这看，就出版这个门槛而言，当下民刊形式与内容，办刊理念与诗学诉求，可以可观和乐观。民刊以书代刊方式入世，除了传播思维转化、身份转换等动态要求之外，也与文化“市场”需要有关，这难免引发多种后果，在文学与诗歌写作与传播日益顺应工商与消费文化环境的今天，需理性认知。

金无足赤。无论是纸本时代的隐态生长、顽强存在或网络时空里的恣意与茁壮成长，民刊应非一成不变，其如影随形的顽症亦须辨识。一般而言，诗歌与诗人在谈及民刊时，褒赞有加，其悲壮的精英意味或前赴后继的民间气息易获认同，类似思维、或情怀或道德感似乎站位于想当然的必须的高处、或所谓诗歌正义道义其或“就义”角度；无可厚非。然所谓“自由开放试验前瞻探索先锋”等诸概念并非都适于所有民刊。

同理，公开公办的诗歌报刊也并非都远离或拒绝这些诗歌精神目标或指标。民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诸如：其承载品级久久逗留于“草稿本”层面，失范失效的诗歌奖、失度失控的活动、失德失败的写作、失真的包装宣介也是其常见弊症；譬如“十大民刊”——何为大？大了又如何？类似的命名标准实也亦可商榷；有异议当然也并非坏事。在可以理解的同时，时间应该更希望一如既往着力于美学探索，命名时代，反思环境，民刊的同仁性及圈子化小传统会在路上不断地转化为艺术个性、精品诉求的代名词。

“后民刊时代”不仅指外部传播条件与自身外在形式的变化，更该指内质的进步。可慰的是，民刊近年来的变化已体现于自我认识与公众认识的同步更新，以往关于民刊认识易呈现的人云亦云的阶段对立情绪、平衡心理，诸如公刊与民刊、精英与民间、普及与小众等的差异性不再被放大；随着出版与传播环境的演变，随着民刊身份、影响力和意义等的拉锯式论辩告一段落，以往关于民刊常见的、来自部分研究者及编者方面的自以为是壮怀激烈的高分贝标榜渐已见惯不怪。

或说，“后民刊时代”的来临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民刊与诗本身关系的更加紧密和成熟性共识：诗为主，始于诗也终于诗而非诗外的聒喧。

在这努力的过程里，诸多民刊在分类分化过程里成为另种可靠的见证：即诗歌内部的矛盾动态逐渐集中于诗歌本身，写作的主体性、自觉自律思维明显深化。如此，写作的个人性欠缺、难度降低、低质同质现象累积等民刊也是公刊方面均存在的老问题就会有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的可能。是的，一份民刊的重要，终是在于诗歌精神内存的大小有无，在于品味层级，即说问题最终还是要集中到约定俗成的“质量”上来。这也是民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真正标识，是否对诗歌文化有贡献的实质体现。

由于现行文学体制因素与文化环境围绕，诗歌民刊与公开刊物的不对等或距离还将持续。如非“弱势”群体如非外在与内部的伴生性局限，民刊也就不叫民刊了。在“新诗百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在网络传播环境大面积持续拓疆途中，绝大多数诗人与诗歌并非界线分明，诗媒的公开与非公开存在，实则相当于诗歌长途的两条执着的铁轨，有距离却同行并行且方向大同，并呈现出互补合力而非以往动辄喧哗对抗、内部也媒介相轻的和谐态势。

诗歌永远是诗人的通行证，也是诗人的颜值与骨气，媒介犹如阶段性精神驿站与托盘，公开发行的刊物之外，如浪如澜的民刊，相当于是对文学及诗歌之重要而又容易流失部份的努力挽回与弥补，仍然不可或缺。

换言之，包括公刊民刊在内的广义的诗媒其实早已构成一种“诗歌传播共同体”及“诗歌文化共同体”，正如《中国诗歌》的“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充分呈现出积极的引导、参与和矫正之势。多种媒介的合力构建，促进和完善诗歌生态，体现对诗歌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出开放兼容的精神立场，有效地活跃和充实了诗歌文化的多样景观。

综上，在当下及以后，随着时代环境变化特别是数字化传播环境的成熟，中国诗歌民刊的作用与影响力已非往昔之盛，但正如诸多文化、文学的传统结果，它将如“活化石”或“非遗”般顽强存在，在这“草根+精英”的进程里，它也将不断调整其生成，譬如以“类型”“专题”“流派”为路线，成为同中之异，于此，“选本化”、“专业化”、“精品化”甚至是“经典化”将在纷繁芜杂的大同基础上成为新的生长点。

民刊的编辑与印制仍将继续美化，民刊传播也将在深入实践中继续翻新，这里，如何避免沦为精致的平庸、美观的外在，超越或改善地理区隔、诗歌人际友情式界限，是有为的编者该警惕的。虽然从某些角度说这也正是民刊（传统）的生命力所在。但时间更在意于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琢磨与呈现、审美探索与实验、传播理念和语言的有效实践等方面，这本来一直才是民刊的重要意义。就是说，民刊本身的价值，在于镜子般反照的“异样”，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着诗歌的写作、阅读和评判。这对于艺术规律与诗歌文化的多元多样行进应该和必须。

一个时代似乎过去了，又个时代正在延续进行！可以远见，随着“新诗”新的百年征程的开启，新的现场自然有着新的发生，作为“诗歌传播共同体”的重要构成、作为“诗歌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与诗歌和诗人同舟同行的民刊仍将会在自我完善、自主前行中发挥特殊而更新的作用。

（2018年春·贵阳煤粑场）

撰稿：赵卫峰 编辑：杨刚

出品单位：《端午》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