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家族与吴越佛教文化
时间:2019-11-19 21:03:15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内容提要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是伴随着钱氏家族的苦心经营走过来的。钱氏家族的功绩在于:一是重视农业,治理钱塘,发展水利,创造了我国水利发展史上的奇迹。二是对佛教文化的推崇。从开国者钱镠到末代钱俶,他们都与禅僧来往密切,尤其是创建寺院、刻印佛经、延请高僧,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活动中心,为佛教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宗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三是纳土归宋,主张国家一统。
关键词 钱氏家族 吴越地区 农业水利 佛教文化 纳土归宋
作者:薛正昌,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银川 7002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基人——錢 鏐
《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出了不少影响后世的著名人物。当代意义上,人们熟知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但并非完全了解钱氏家族的前世。从朱温灭唐建梁(907),到赵匡胤建宋代周,期间经历的50余年历史,史称五代十国。吴越国,为十国之一,其霸业的形成与钱镠这个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前追溯,正史有记载者始于吴越国王钱镠。这里所指“钱氏家族”,就是指吴越国时期的钱氏家族。研究吴越一带佛教的缘起与兴盛,不能不研究吴越国创立者武肃王钱镠,包括他的继承者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佐、忠逊王钱弘倧、忠懿王钱俶的作为,以及对后世宗教文化的影响。今天杭州以灵隐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遗产,实际上与吴越国时期宗教文化的繁荣与钱氏家族的推崇不无关系。文化的传承与影响,生命力是极强的,尤其是宗教文化。这里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吴越国与吴越国时期佛教文化及其相关内容略作论述。
一、吴越国始末
(一)开国者钱镠
武肃王 钱镠 (像)
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在宗教信仰方面,早年信仰道教与方术,后来就推崇佛教,与不少著名的禅僧来往密切。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里,有一卷列为《吴越世家》(以下所引资料皆出自本卷),专门写钱氏家族的经历,由开山之祖钱镠写起。古人总乐意对有大作为的人冠以较为神秘的经历,钱镠贵为吴越国王,也少不了附会这样一些类似的传奇故事。通过占卜术的演绎,他就成了“贵人”。实际上,钱镠自身就很有智慧,是一位文武兼备者。作为钱镠身,他第一是“善射与槊,骁勇绝伦”,武功很好;第二是“稍通图纬诸书”,有知识储备而且通晓“谶纬”一类的书。这种知识与能力的储备,适应了五代十国那个特殊的社会。
大社会这个舞台,对于一个智慧与武功集 于一身的人来说,瞬间都会演出好戏。钱镠,就遇上了这样的大舞台。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镇将董昌招募乡兵,钱镠不但应招,而且以偏将率兵打败了王郢。唐末已呈乱世,此时黄巢起义已成规模。钱镠打败王郢后的影响就大了,面对黄巢,官府更是看准了他,他也懂兵法并能提出进兵方略,“出奇兵邀之”,结果是“射杀其将,巢兵乱”。打败了黄巢的军队,钱镠的影响与身价就大为提升。同时,为钱镠步入社会奠定了基础。董昌作了杭州刺史,钱镠就作了都指挥使。
唐中和二年(882),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的矛盾演变成兵戎相见。钱镠率部“窃取 军号,斫其营”,不但战败对方,而且杀了对方数员大将,刘汉宏“易服”而逃,差点成了钱镠刀下之鬼。钱镠又立了大功。唐光启三年(887),钱镠拜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已成为地 方 大 员。不 久,唐昭宗又拜钱镠为杭州防御使,并取得了苏州、常州之地。景福二年(893),拜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894),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对钱镠有提携之恩的越州观察使董昌,因受妖人蛊惑反唐,自称皇帝,国号罗平,改元顺天。同时,董昌“以书告镠,镠以昌反状闻”。钱镠了解董昌的为人,也知道董昌的军事实力,他不愿意跟着董昌跑,就将此事禀报了朝廷。
董昌生的变与自去灭亡,给钱镠又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唐昭宗一面诏削董昌的官爵,一面“封钱镠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以平息董昌之乱”。钱镠 曰:“董氏于吾有恩,不可遽伐。”钱镠是很讲义气的,他先礼后兵,以三万大军屯于迎恩门,再遣人“谕昌使改过”。董昌接受钱镠之举,遣人带钱二百万以犒军,“自请待罪,镠乃还兵”。钱镠罢兵了,董昌又拒命投降。实际上,董昌玩了退兵待援的把戏。钱镠没有了退路,遂遣将围剿。董昌被俘,押解杭州途中,因考虑无颜面见钱镠而投水自尽。
董昌之乱平息后,昭宗以宰相王溥镇越州,王溥请皇帝要钱镠出任。同时,改威胜军为镇东军,拜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给了很多的政治待遇和特权。钱镠出镇越州,号越州为“东府”,改乡里故居名衣锦营,不久又改衣锦营为衣锦军。钱镠不但畅游衣锦城,还宴请故老嗜旧,没有脱离他发迹的根本。唐天复二年(902),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5),再封为吴王。此时,大唐的历史已近入尾声。钱镠的吴越国的建立,已呈水到渠成之势。
五代十国后梁朱温即位后,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有人劝钱镠拒命不受。钱镠笑道:“吾岂失为孙仲谋邪!”他还是接受了。开平四年(910),钱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 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此时的钱镠,踌躇满志。乾化元年(911),加钱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宜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立生祠于衣锦军。
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龙德元年(921),赐钱镠“诏书不名”。后唐庄宗赐钱镠玉册、金印后,钱镠将镇海等军节度使授给儿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将自己的所居之地称为宫殿,将过去的王府称为朝,官属皆称臣,玉册、金券、诏书皆备,且遣使新罗等地。以吴越国王相称,一切如天子之制,事实上已建国,开创了五代十国之一吴越国割据政权。钱镠, 成为吴越国的开国者。
长兴三年(932),钱镠以81岁高龄仙逝,谥曰武肃,在位24年,故有吴越武肃王之称。儿子钱元瓘立,在位时间不长。天福六年(941),杭州大火,宫室焚毁殆尽,元瓘因大惧而病,不久过世。子钱佐立,袭封吴越国王。钱佐虽然年少,但治国有方。对内,不法者或贬或诛;对外,平定福州之役不但巩固了地盘,而且诸将 皆服。开运四年(947)过世,年仅二十,谥曰忠献。之后,其弟钱俶立(本为佐弟钱倧嗣,倧为其大将胡进思所废,才迎立钱俶),袭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经历了后汉、后周两个朝代。
(二)纳土归宋者钱俶
钱俶(929~988),为元瓘第九子,字文德,本名弘俶,因避讳而为钱俶,曾出任过台州刺史、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后周世宗柴荣征淮南,诏钱俶攻常、宜二州以牵制李景。钱俶组织国中兵,包括水军和战船以待。显德四年(957),平定江淮战事获胜,周世宗遣使赐“俶兵甲旗帜、橐驼羊马。”后周也敢小视吴越国的实力。
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授钱俶天下兵马大元帅,钱俶不断加重朝贡法码,朝廷也不断赏赐于他,包括袭衣、玉带、玉鞍勒马、金银器等。宋太祖要钱俶的军队平定江南,“江南强倔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同时在城南为钱俶修建离宫,“连互数里坊,栋宇宏丽”,宫成赐名“礼贤宅”。 这种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要钱俶率兵平定江南,又以“礼贤宅”为由要钱俶回归朝廷。因平钱俶定江南有大功,升其部下任节度使者二人,防御使者一人,刺史六人。976年二月,钱俶与妻、子、平东节度使孙承祐来朝,皇帝遣皇子远迎于道中,当快要到都城时,皇帝“车驾幸礼贤宅……及至,诏俶居之。”之后,与皇帝召对于崇德殿,宴于长春殿,车驾幸其第。因钱俶“克常、润之土宇,辅翼帝室,震叠皇灵”,战功卓著,钱俶“可特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钱俶夫人孙氏封为吴越国王妃。有朝臣提出异议,以为异姓诸侯王妻无封妃之例,太祖曰:“行自我朝,表异恩也”。 在宴射苑中面对诸王,宋太祖令钱俶与太宗、秦王共叙“昆仲之礼”,钱俶伏地叩头涕泣固让才至。这些特殊的待遇和礼遇,为钱俶日后归顺 大宋埋下了伏笔。离开都城时,太祖在讲武殿为其饯行,并赐窄衣、玉束带、玉鞍勒马、玳瑁鞭、大量金银锦采等。太宗即位后,加食邑五千户。钱俶的贡品量也大增,且贡品尽其能而极为丰富。
978年三月,钱俶来朝,朝廷远迎近接,非常隆重,迎春苑、崇德殿、长春殿等地方成了皇室接待钱俶的地方。钱俶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的白金、玉器、绫绵、茶叶、象牙香料、高级木材制成的家具、各种装饰华丽的乐器等。宋赵炅太宗召钱俶父子于后苑并宴饮,一起泛舟池中,皇帝亲自为钱俶赐酒,“俶跪而饮之”。四月,钱俶上言:“其所封吴越国王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职名,望皆许解罢”,皇帝不许。五月,钱俶再次上书:“家世承袭,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诸夏,凡在率滨之内,悉归舆地之图,独臣一邦僻介江表,职贡虽陈于外府,版籍未归于有司……愿以所管十三州献于阙下执事。”“所请宜依”,太宗诏答同意,且从国家一统的意义上说了一通推崇和赞美钱俶的话。从此,吴越国走完了近百年的历程。
吴越国王不做了,大宋朝廷有了另一个说法。“其以淮南节度使管内封俶为淮海国王,仍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礼贤宅赐之。” 钱俶的儿子惟浚、惟治、惟演、惟愿等或为节度使,或为团练使,或为刺史,或为观察使,都有相应安排。太祖时在京城里修建的“礼贤宅”,一开始就设定好为钱俶修建的。钱俶纳土于宋,是当时的大事。宋太祖曾对钱俶说:“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此说出于真心,是客观的。消弥了战争,避免了流血,百姓依然安居乐业,在社会祥和稳定的时空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功德无量。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千年前钱俶的选择,也是让后人非常敬佩的。
978年七月十五中元节,宋朝的京城里张灯相庆。朝廷让有司在钱俶的“礼贤宅前造设灯山,还有声乐相庆。八月,钱俶在杭州的亲人眷属、官吏等人,正式移居大 宋都城开封。数年后,钱俶上书请求罢去他“淮海国王”与“天下兵马大元帅”封号,皇帝不许。钱俶再三上表,皇帝只罢去“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宗感激于钱俶:“奄有勾吴之地,不忘向魏之心,扫境来朝,举宗宿卫,籍其土宇,入于朝廷。” 因而“淮海国王”如旧。984年,改封为汉南国王,987年,再改封为南阳国王,988年,再改封为邓王。钱俶过世后,宋太宗废朝七日,追封为秦国王,谥忠懿。
二、吴越国期间钱氏家族的作为
自唐乾宁二年(895),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且兼有两浙起,至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除国,期间80余年,始于五代乱世,终于五代结束、宋朝统一。
在这个特殊背景下,钱镠礼贤下士,网络人才,发展农桑,奖励垦荒,治理钱塘,发展水利,有序治理吴越国。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宗教文化盛行,使得社会安定,百姓向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钱镠镇越州后,“还治钱塘”,这是钱镠为官越州任上为地方治理和经济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钱镠在位四 十年,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治理吴越国,重视水利是钱镠的宏大抱负,除以上壮举之外,吴越国境内的许多地方诸如绍兴、嘉兴、余杭、太湖等地,都有发展水利的举措,包括奖励耕织等,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70年前,丁文江在他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的文章里写到:“在唐以前,钱塘江同杨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同现在江北开盐垦的地方差不多。直等到钱镠筑了海塘,沿海的田地,渐渐地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口,江浙两省才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傅 斯年写过《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的文章,故连同丁文江的这篇文章一体收入他的《傅斯年全集》。丁文江把钱镠对两浙在农业与经济方面的贡献说清楚了,评价是客观中肯的。
此外,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海外贸易,主要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周边国家交往,除宗教文化交往外,丝织、磁器等成为主要商品,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发展了对外经济贸易。推进了吴越地区经济与宗教文化的发展。
钱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唐末五代,整个文化呈向南转移的态势,佛教文化的中心也向南转移,其标志就是禅宗的南迁。这种宗教文化南移的大背景,对于吴越国来说是发展宗教文化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907年钱镠封吴国王,到钱俶归顺北宋,这数十年吴越国辖境基本是风条雨顺,国泰民安,这种环境适宜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尤其是宗教文化。“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二是吴越王钱镠信仰佛教而奠定的基础。
(一)钱镠的宗教经历
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开国主钱镠,初“以贩盐为盗”,是经历过大社会的人。他的起家就有着神秘色彩。一是豫章善术之人的占卜说他是“真贵人也”,迎合了他的心理,也为他拉起队伍赢得外界影响造势。二是“立生祠于衣锦军”。衣锦军,是钱镠的故乡。《新五代史·钱镠》传里没有写“生祠”是后唐所立,还是钱镠自己所立,但立生祠除了追念主人的功绩之外,祭祀的内容也会附会在里面。第三,905年授封吴王后,钱镠修建了功臣堂,立碑纪功,宾佐将校五百人留于碑石。生祠,是钱镠自己的功德碑,功臣堂,记载的是追随钱镠数十年间的功臣。
钱镠的崇佛思想,从《宋高僧传》记载就能看得出来。《宋高僧传》明确记载,钱镠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来往有关,而且关系非常密切。当初,洪諲见到钱镠后,就屏退身边的人,握着钱镠的手说:“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景福二年(893),“吴越国王尚父钱氏奏举(洪諲)登赐法济大师”,来往已不同于一般。后来,钱镠“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901年,洪諲 卒后,钱镠为其写了记赞褒扬的“真讃”。钱镠不仅推崇大师,而且通过不同途径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 国师。 ”
据《宋高僧传》载,887年钱镠请杭州千顷山慈云院禅僧楚南下山供施。唐“昭宗闻其道化,赐其鹿胎衣五事,别赐紫衣。”这是皇帝赐的僧衣。由此可见钱镠在当时的宗教影响力。从钱镠与禅僧接触的时间看,大约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来往,与佛教的密切关系约有50年左右时间。因此,钱镠的时代已经奠定了钱氏家族宗教文化的地位。
(二)钱镠的继承者钱元瓘
钱元瓘袭吴越国王,为文穆王,年二十而卒。执政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同样推崇佛教,并按照乃父的宗教思想倡导佛教,治理吴越国。《宋高僧传》记载了钱氏家族与当时有密切关联的著名僧人。
一是与禅僧道怤(永嘉人)的往来。道怤曾住越州鑑清院,在佛教界影响较大,钱镠与钱元瓘父子两代都有交往。这可能与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与道怤接触并影响有关。钱镠极为倾慕,“命(道怤)居天龙寺,私署顺德大师”。钱镠不 但请其入居天龙寺,而且以 “顺德大师”相称。 钱元瓘嗣位后,比其父有过之,直接为僧道“创建龙册寺,请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 ” 这不但对钱氏父子推进宗教文化发展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对吴越宗教文化影响也给予高度关注。
二是与禅僧全付(吴郡昆山人)的来往。文穆王钱元瓘不但命其“升阶”,而且“赐衣衾钵器,有加礼焉。”当清化禅院建成后,“诏以居之”,钱元瓘再遣史“锡以紫袈 裟 ”。
三是与禅僧希觉(晋陵人)的来往。文穆王钱元瓘曾造千佛伽蓝,诏希觉为寺主,“私署曰文光大师焉。四方学者骋骛而臻。”只有成为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才能吸引禅僧到这里来。
任继愈总主编的《佛教史》,也认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钱元瓘不但沿续了其父对佛教文化的推崇,而且为佛教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
(三)吴越王钱俶宗教经历
后晋开运年间(944~946),钱俶兄钱倧嗣吴越国王,钱俶出任台州刺史。期间,有一名德诏的僧人对钱俶说:“‘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速归,不然不利。’俶从其言,即求归国,未几,有进思之变。”“进思之变”,即吴越国大将胡进思拥兵废钱倧立钱俶事。由此可见,当时钱俶已经与僧人有密切来往。他不但相信僧人所言,而且缘此取得了地位。吴越诸王中,忠懿王钱俶是奉佛最为热心的一位,这里,我们不考虑其中的政治因素,仅宗教因素已足以说明钱俶与佛教的深层关系。总起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穆王钱俶出身于吴越国王之世家,他有着丰富的阅历,而且是“颇知书”、“善草书”的文化人。早年出任台州刺史时,就已“延请问道”。继承王位后,更是“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作为吴越国的统治者,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钱俶继任吴越国王的时期,时代已进入到五代十国的后期,五代十国的乱离正逐步走向统一。钱俶看清了这一点,也在维护着国家统一层面上的利益。这一点,还体现在他深层思考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思想对于他治理吴越国、包括处理外围关系都起着重要作用。“每遣使修贡,必罗列于庭,焚香再拜,其恭敬如此。”既是修贡之类的事,都渗透着他的宗教思想。
第二,钱俶崇信佛教,在他治理吴越国的过程中,修建了很多宗教寺院。早在周世宗柴荣整饬佛教时,钱俶“尝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以金铜金钢造八万四千宝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广颁施之。”他把佛经刻印成卷子,在吴越国境内广泛传播。同时,以杭州为中心,修建大型寺院,招揽全国的佛教精英。当时著名的禅僧延寿,“受钱俶之归依”,先住杭州永明寺。宋建隆元年(960),钱俶再“请他入灵隐山新寺,翌年,复请住永明大道场。众盈 二 千”。钱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又以爱子为僧”。崇拜信仰“释氏”,体现的是他深厚的宗教文化思想,“造寺数百”,亦可见对佛教的推崇程度。在吴越国的十三州辖境内,修建了数百座佛教寺院,宗教文化的氛围是很 浓的。对于杭州来说,钱俶重建灵隐寺,并请高僧主持,奠定了杭州宗教文化的地位,而且对后世宗教文化影响较大。
第三,大量搜集散失的相关宗教经卷。一是在国内搜寻,二是派遣使者前往高丽、日本等相邻国家,尤其是天台宗的相关经卷,使得在宋初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宗教文化的局面,三教合一是吴 越佛教的基本特点。
第四,对于佛教文化的信仰和推崇,钱俶是承上启下者,不仅体现在自身的虔诚与推崇,而且传承和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将吴越国的十三州之地呈献给大宋朝后,原本向佛的他就放弃了一 切,江山不要了,但要宗教。“朝归后以爱子为僧”,宗教文化是神圣的。
第五,对佛教文化典籍传承的贡献。吴越王钱俶,奉版图归宋朝的同时,就要求两浙僧统赞宁(919~1001)“奉释迦舍利塔,入见于滋福殿(宋朝皇室宫殿),奏对惬旨,赐号慧通大师。八年(应该是975年),诏宁编修《大宋高僧传》,宁讫归钱塘撰述,诏许之。”《大宋高僧传》的成书,留下了唐以前著名的释僧活动和重要的佛教文化寺院建筑的记载,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研究的重要典籍。
第六,对地方历史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元瓘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好儒学,善为诗”,命吴越王国的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取吴中文士录用之”。这种途径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其子钱俶,也有“颇知书,雅好吟咏”的喜好。在吴越国王时期,就将自己的“诗数百首为《正本集》,因陶榖奉使至杭州,求之为序”。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化人,此举即是对吴越文化的积淀、彰显与传承。
从以上几点看,虽然没有过多的细节,但已足以说明钱俶的宗教思想及其影响力。近百年间吴越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佛教的寺院经济也一样繁荣。总体上,是经济与文化并举,社会与宗教和谐发展,在南方诸国中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在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钱氏家族数代人的苦心经营,使得吴越国在近百年的历史经历中没有战乱,在国泰民安的和谐氛围中发展,为宗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使吴越国成为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直接影响了东南佛教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且留下了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雷峰塔等著 名的宗教建筑文化遗存。现在,从千年的宗教文化建筑,仍能看到吴越古地宗教文化的兴盛。
注释:文中有很多出去都有原据可查,以下是引用文史汇集。
1、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2、脱脱等撰:《宋史》卷48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99、13903、13903~13904、13904、13905、13897页。
3、脱脱等撰:《宋史》卷 48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02页。
4、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见《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5、任继愈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6、赞 宁:《宋高僧传·唐长沙石霜山庆诸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4、429、310、311、402页。
7、《十国春秋》卷89。
8、任继愈 总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9、脱脱等撰:《宋史》卷48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07页。
10、梁启超、黄忏华、蒋维乔:《中国佛教十六讲》,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11、任继愈总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12、梁启超、黄忏华、蒋维乔:《中国佛教十六讲》,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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