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提出：人类应该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义，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

类似的表述，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字句简单，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并不简单。什么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国为什么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不妨一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谈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处事思维、立世原则，从而更好地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

（一）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

要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会走怎样的道路，首先要看它是怎样一路走来。

不同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等以夺取他方资源为生存本能的文明，中华文明起源于内陆和农耕，这是一种内敛、防御的文明。它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为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并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团结紧密的家族意识。为了耕种，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稳定与和平，厌恶战争和变数。

中国人这种热土观念，转而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理念：“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国人坚信，财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夺他人的土地。甚至，连财富也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万物健康生存，各安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处。

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发展，对“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从一种生存方式的要求，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哲学理念、艺术准则。中国人常说“以和为贵”，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原文说的是“礼之用，和为贵”，礼仪的使用，归根到底是为了以礼求和、通过礼数秩序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其实礼仪规范只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内在追求是以达成和谐为目的，“以和为贵”才是精神内核。

这种“和”的精神，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观；表现于人与人之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的人己和谐观；表现在社会上，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为贵”、“大同”和“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表现于个人修养，是《中庸》的“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中节之谓和”的心灵和谐观；表现于国际关系，是“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睦邻友好关系。即便在军事领域，以“兵书圣典”著称的《孙子兵法》，也明确传达出了中国兵家对于战争的观点，就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都不是兵家称颂的，唯以不打仗、不动武、不用兵，才是上善之策。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连孙武这样的军事专家崇尚的也是“和”的理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曾多次达到过同时期世界辉煌的顶端，然而即使国力鼎盛、兵马精良、粮草充足，都从未有过侵略、掠夺、霸占、干预他国的想法。古代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畅通了亚洲与欧洲、非洲，然而这路上往来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贸易、互通的艺术、互敬的文化、互访的行者，没有交战的兵火、霸道的欺凌。郑和七下西洋，走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礼物、互惠的商贸、真诚的友情，以及即使遭遇了误解与冲突也坚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宽和气度……中国投注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脚步，从来都是为了沟通世界、和谐发展，而不是征服远方；中国踏上异国疆域的使者，从来都是为了在那土壤上传播友善、共创繁荣，而不是播种仇恨。

几千年来，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成为浸润在中华文明历史洪流、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华文明能成为始终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就印证着这种文明的成熟和沉稳，成熟于能够自我约束、沉稳于懂得和平坚守。

（二）“国强必霸”不是中国的选择

近代以来，鸦片战争震动了中华文明，中国人看着原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难以理解眼前这个时代，文明的标尺变成了什么：一国的黄金白银不再是从自家的矿山挖掘而出，而是由横冲直撞的坚船利炮从他国强行带回；一国的疆域不再仅是自有的土地岛屿，还可以从黑皮肤、黄皮肤民族的生存空间里硬性划定；一国的财富积累不再是专心生产和贸易，而是磨刀霍霍阴谋布局、转借战争暴敛横财。

中国依靠着崇尚和谐、爱好和平、自我日新、中正仁和的智慧一路走来，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伤害，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走和平道路的决心。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围绕“50年以后”中国的发展走向问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蒙哥马利说：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泽东回答：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

“蒙哥马利之问”折射的是一些人内心深处的历史逻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一种以“国强必霸”为代表的论调在国际上不断泛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一旦某些国家走在前面并脱颖而出后，就会产生利用其政治、军事或经济实力，向相对落后地区施加影响并从中牟利，或者与其他强国争夺主导权的冲动，这一链条的延伸自然而然，概莫能外。

西方文明的意识主导下，还产生过一种论断，就是“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来自文化差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儒家）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构成了“文明的冲突”。

然而，亨廷顿强调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差异的部分、侧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对立的情绪，却忽略了各种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基于人类共性上的那些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肯定……共同的美好诉求，是各地区文明不约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础。文明，就是为区别野蛮而存在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所以在文明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差异。何况，任何一种健康文明都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发展的。仅以静止形态看文明，每种文明都是独自存在；若以运动形态看文明，文明之间便是相互交融的、渗透的、影响的态势。“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差异并不阻隔对话，更不阻碍交流，相反，中国人认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大同”。

从现实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说其是历史潮流，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联，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把握时代潮流、认清历史大势，才能把准航向、开创未来。

因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来自五千年来的文化基因，来自对时代潮流、历史大势的准确理解把握。

今天，镌刻在5000多年华夏文明基因里的“和谐”理念，在新时代展现出协和万邦、勇于担当的世界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应该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义，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面对仍然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等误解、中伤，中国正用始终不渝的和谐、和睦、和平行为坦荡地回答世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