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治，湖北人，为国民党中将。他的军旅传奇，不是会沙场拼杀，而是有一个好脑子（有思想）和一张好嘴巴。靠此两者，他步步高升。不料，在国民党兵败时，他与汤恩伯大吵一场，嘴巴惹祸，于是远离国民党，去了美国，结果又当上了美国国防部顾问。

蔡文治这样的本事和经历，恐怕全中国都没有。

蔡文治，是湖北黄冈人，出生于一个书宦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家境富有。他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投入日本士官学校。正在入伍生训练时，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入侵东北，蔡文治出于义愤，弃读回国，结果，被国民政府特准插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成为黄埔生。

毕业后，蔡文治被分派在陆军13师工作，担任初、中级军官。1935年，他被选送到陆军大学学习，1937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正值抗战军兴，他进入大本营(后改称军委会)第一部(军令部)第一厅为上校科长，参与对日作战计划的拟定，部队编组、调整、遣派等业务。

从蔡文治的这些经历来看，人生是幸运的。

不过，他最大的幸运是被蒋介石看上。

蔡文治在军令部虽官职不高，但是具体业务的负责者，经常出席由蒋介石主持的大小会议。一次，在会议中，蔡文治侃侃而谈，见解独到，说理分明，蒋介石大为赞赏，当场宣布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

不久，蔡文治升任军令部少将处长，参与对日会战的作战计划制定和军队调遣。1938年，台儿庄会战时，蒋介石亲临徐州，在列车上召集军事会议，准备向台儿庄增兵，与日军决战。蔡文治只是列席僚属，无发言资格，但站出来反对，说抗战的最后胜利，根据国力、战斗力、日本远离本境作战的特点，战略上应避免“速战速决”，而应采取持久抵抗的方式，反对向台儿庄增兵。蒋介石听到此，立即指示铁道部门停止运兵。

会后，他又被蒋介石下令负责全国对日作战事宜。

1941年，他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改为参与军事外交，与美国人打交道。

1943年，他被蒋介石送去美国参谋大学进修，学成回国后，回到陆军总司令部任处长。此时的陆军总司令部，是协助美军等盟军作战的单位。可总司令和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都不懂英语，尤其是冷欣不为美方喜欢。而蔡文治在美国大学就读过，且精通英语，与美军上下可以直接对话，深为美方信任。于是，美方力荐他接替冷欣担任总部中将副参谋长。何应钦以蔡资历浅，不肯点头。但是，美方多次推荐，何应钦知道蔡文治为蒋介石的红人，不得不答应。

于是，蔡文治又升任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蔡文治参与北平军调部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在陆军总司令部驻徐州前线总司令部担任参谋长，但为时甚短，很快调任国防部第四厅厅长，负责美援装备的洽谈及分配、使用。

1949年1月辽沈战役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蔡文治又被调任国防部担任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业务。

面对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蔡文治主张把国民党军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固守长江。行政院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均同意此江防方针。但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同意，主张把主力用在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守重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以少数兵力为掩护，即守上海而不守长江。在会上，蔡文治立即反驳，认为这是“自杀的方案”，是下下策。结果，两人在会上发生争论，相持不下。

最后，汤恩伯不得不捧出“王牌”说： “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愤慨地说：“就战略、战术而言，没人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一隅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总长都同意我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骄傲地回答说： “我不管哪个同意不同意，我只照总裁吩咐的办!”

蔡文治说： “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共军过江，你能守住上海吗？”

汤恩伯立即情绪失控，大声吼叫： “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边说边把文件一推，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愤之极，将军帽甩掉，武装带除去，也大声连叫： “这还能干吗？我今后连军人都不当了，立即辞职！”

国民党大势已去，蔡文治知道这一次完全得罪了蒋介石，于是自动离职，去了香港暂居。

因为在美国留学和长期与美军打交道，同学和友好甚多，1953年，蔡文治由香港移居美国，结果竟然被美国国防部聘请为顾问，负责研究国际军备工作。他这么一干，直到1978年才退休，长达23年之久。

蔡文治虽已取得美国国籍，但是看到祖国欣欣向荣，日益进步，赞不绝口。1980年5月，耿飙访问美国时，叶剑英元帅托他带去口信，约请蔡文治回国访问。同年9月，蔡文治携夫人来到北京，受到叶帅、徐帅的欢迎。之后，他还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