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集大成者，也是开创者，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语言使金庸能够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中，寻找到了一条道路和中国古老的写作传统沟通，并使这种写作在现代汉语的叙事文学中复活。”

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

文 | 李陀

李陀，著名评论家、作家，《北京文学》原副主编，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

（上文录自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号有关五月份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导。）

我认为金庸的写作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中来讨论，把对金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侠小说”这样一个文学框架内，不仅束缚研究者的手脚，而且会不自觉地贬低金庸写作的意义。陈世骧先生在给金庸的一封信函中有这样的说法：“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这可以说是“金学”研究中最精彩的意见。说金庸的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这是一种文学史家的眼光，如此评价金庸显然早已甩开“武侠小说”这个死框子。可惜能以这样的眼力看待金庸的人并不多。

陈世骧（1912—1971），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学士。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1945年起，陈世骧长期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东方语文学系 ，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1969-71年，曾邀请作家张爱玲任职于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一些特别用语及《红楼梦》等。1971年5月23日，陈世骧教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州伯克利。

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讨论金庸的写作和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亦即通过把金庸的写作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历史关联起来，看金庸的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看现代汉语（这里主要是指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在金庸写作中所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讨论汪曾祺写作的文章（题为《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其中有这样的意见：“不是仅仅把他当做一个出世的小说家，也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大散文家和文体家，而是把他当做在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他的写作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我想更能道出汪曾祺的意义。”我以为对金庸亦应做如是观。

中国古典小说亦不乏“离奇荒诞”，对金庸小说的种种批评之中，有一个批评是说它“离奇荒诞”。这在最近刚出版的《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一书中有非常清楚、激烈的表述，例如指责“奔雷掌”、“灵蛇功”、“降龙十八掌”等武功全是“附会释道哲理而凭空捏造的，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此类玄虚神秘的东西”，并说：“现代武侠小说故事的文化背景早已消失，它是现代作者为适应通俗文学读者而虚构的中国古代武侠世界。这种虚构具有离奇荒诞的特点，是关于神秘玄妙世界的想像，是崇拜超自然力量的表现，代表著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等等。

如若严肃地对这类批评提出反批评，自然有许多问题要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又都往往是当代理论关注的中心。例如，在科技理性于二十世纪获得空前的霸权地位，其理性不仅用于征服自然，而且支配并控制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人的想像，特别人的超自然的幻想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幻想与“先民时代或幼稚心理状态下的蒙昧幻想”有什么不同？是否在新的历史情景下获得了新的意义？这类问题的讨论对分析金庸写作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不过，面对这样的批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回顾一下汉语文学史，特别是汉语叙事文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元明戏曲，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山海经》、《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准文学的笔记写作，符合写实原则的颇少，而“离奇荒诞”者居多；即使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红楼梦》、《水浒传》其实也不乏“离奇荒诞”内容，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那些“离奇荒诞”的成份，《水浒传》不成其为《水浒传》、《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

但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崛起，这类以“离奇荒诞”，以幻想虚构一个非现实世界的叙事写作被逐渐边缘化，至五十年代后在中国大陆即完全中断。那么，这个中断的原因何在？当然，我们不难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给出种种解释，例如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能允许这类写作的存在；以“左联”为正宗的革命文学自来就排斥一切非现实主义的写作（“革命浪漫主义”除外）；以现代性为规范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必然会拒绝、摒弃一切非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解释或许都有道理，可是它们对一个伟大而悠长的写作传统的中断只从外部（亦即某种写作所必须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做了说明。至于这种写作与语言之间的特定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写作与构成这种写作的内部条件的某种特定类型的汉语之间的历史关系，正是以上那些解释的盲区。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场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王尧山、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金氏白话”在汉语发展中的地位、金庸的写作的重大意义，只有放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金庸不只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开创者，而且是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金庸何以有这样成就？原因何在？我以为这主要是，金庸的写作没有顺从现代汉语发展的正统和主流，而是主要从“五四”之后被正统所贬斥和排挤的“旧式白话”吸取营养，对“旧式白话”进行种种改造，形成了当今“普通话”和“国语”之外的一种另类白话文。

不用说，这是一件规模浩大的工程。这样一个语言建设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独自完成，金庸也有一大批先行者，他们在他之前已经开始了这项工程，其中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兵书峡》）、张恨水（《金粉世家》）、秦瘦鸥（《秋海棠》）、程小青（《霍桑探案》）都是很有贡献的人物。或许诸人中还珠楼主对金庸的语言形式影响最大，但这要另文做细致的讨论。但金庸无疑是这一股语言潮流中最光彩照人的弄潮儿。他是集大成者，也是开创者，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语言使金庸能够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中，寻找到了一条道路和中国古老的写作传统沟通，并使这种写作在现代汉语的叙事文学中复活。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浙江海宁人。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博士。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坛才子和读者都提笔撰写书评，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被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亦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五四”以来的正统文学的写作，无论不同流派或不同主义怎样相互对立或排斥，但都用欧化的新式白话写作，并以这样的写作一步步促使新式白话文的成熟。我们可以设想，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写作有可能沿著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金庸的写作却向现代汉语言这样一个发展道路提出了挑战。如果做深入的讨论，这种挑战所隐念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

但我只想在这里就金庸的挑战提出一个问题：自新文学出现以后，写实主义盛行而历史悠长的发源于“志怪”“传奇”的非写实写作传统的衰微，是否和欧化的新式白话有关？是否正是这种语言从内部规定了现代写作必然会依附于西方的现实主义规范？或者更深一步，是否现代汉语的欧化，使现代汉语的叙事与西方的“摹拟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控制著西方所有叙事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深度模式有了必然的联系？

任何一种历史发展总要出乎设计者的意料。在白话文倡导者的理想里，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该是一个被新的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精纯的国语”的新天地。但是在运动初起时被视为心腹之患的汉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言，果然捣起了大乱。那就是旧式白话的兴起和普及。白话文运动固然有《新青年》、《创造月刊》、《现代评论》做支持，而旧式白话也有《良友》画报、《红玫瑰》、《礼拜六》以为阵地。新式白话的写作出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旧式白话则以“蝴蝶鸳鸯”为标记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作家群体。

鸳鸯蝴蝶派，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

这令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相当尴尬；“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藉各自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尴尬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量来衡量，旧式白话在这场竞赛中明显地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新式白话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始终不能容纳旧式白话，始终不肯承认旧式白话文也是“五四”之后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也不肯承认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例如在三、四十年代，旧式白话的写作曾是现代汉语发展中主体部分，当然更不能承认旧式白话写作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了新式白话不可能预见的新的可能性。

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由于普通话在国家力量推动下获得普及，由于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文艺获得绝对统治地位，旧式白话写作就根本从中国大陆绝迹，旧式白话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可能的推动也随之完全根绝。不仅如此，无论在文学史写作中，还是在各种语言学或美学的讨论中，旧式白话写作除了被做为“封建文化”的“垃圾”来批评之外，差不多根本不能登堂入室，更无人分析、讨论这种写作已经提供的历史经验，它有无可能使现代汉语面向另一个天地。

我们正是在金庸的写作中看到这片新天地。在这天地中，金庸以他独特的语言面向了、倡导了另一种写作。说这种语言源自“五四”之后的旧式白话，这当然不错，但金庸的白话不仅与还珠楼主或张恨水的白话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明显又吸收了欧化的新式白话的种种语法和修辞。可我们又不能由此把金庸的写作划入以国语或普通话为规范的现代小说，和这类小说写作相较，金庸的语言似乎与文言有更亲近的血缘关系。因此，金庸无疑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即我前边所说的“金氏白话”。

讨论金庸的写作的意义，分析金庸写作的特色，评价金庸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我想都不能回避对这种新的白话语言做细致的研究，因为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

金庸写予李陀先生的手书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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