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是历史的独特产物。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事发以后，朱元璋将胡惟庸及其同党等三万余人诛杀，并将丞相制度废除，发布诏书：“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史》）

自此，在中国延续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走向终点。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理由是明朝的内阁首辅其实就是宰相，百官之首的位置不过是从丞相的手中转移到了内阁首辅的手中罢了。可是，明朝的内阁首辅果真就是宰相吗？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先了解什么是宰相，什么是首辅。

宰相，就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西汉的陈平对于宰相职责有一个精妙的总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汉典》）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宰相与丞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宰相”是一种称呼，而丞相是一个具体的官职，丞相通常情况下都是宰相，但宰相却不一定是丞相，它的不同朝代对应的具体官职有所不用。

明朝首辅，指的则是明代首席大学士。事实上，明代并没有明文规定“首辅”之名，它产生于政治实践当中。其实，说简单一点，首辅就是内阁的“老大”，他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只要是内阁当中的主要执政首席大学士，就可以被称为首辅，但同一时期，首辅只能有一位。明代的首辅主持内阁大权，权力最大，远非次辅和其他内阁大学士可比。

从政治权利上来看，内阁首辅确实与宰相有异曲同工之处。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后，独揽大权，独自处理政务。然而人力终有不足，朱元璋独木难支，只能让翰林院官员参与政务，这便是内阁的雏形。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正式建立，不过这时的内阁没有首辅和次辅之分，诸位辅臣职责、地位都很接近。然而，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是在斗争激烈的内阁里，很快，经过权力角逐，首辅逐渐产生并制度化。到嘉靖年间，明世宗首次正式在诏书中使用首辅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

内阁首辅的“黄金岁月”在嘉靖、隆庆到万历初年，在这一时期，内阁首辅权力极大，风头无两，诞生出一大批权臣，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到张居正上位以后，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不仅是内阁的长官，还是六部的实际掌控者，就连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重要职位都由他推选，再由皇帝任免。

这样来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实际上的地位相当于百官之首，说他是宰相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明代的内阁首辅，与宰相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嘉靖年间到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巨大，甚至超过前朝的丞相不假，但这是非常态，是特殊时期下的产物。嘉靖皇帝不问国事，将权力下放给内阁首辅，一切政务均由内阁来决断，这就使得内阁的权力不断膨胀。可是，说到底，不论是严嵩还是张居正，他们能独揽大权，都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多年，但是当他要铲除严嵩集团时，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却没有任何办法，轻易就被铲除掉。张居正在世时权势滔天，但若不是神宗支持，光是“夺情”一事，就足以令张居正无法立足。

而且，严嵩、张居正等人还是特殊时期下的首辅大臣，至于前后时期的首辅们，他们的权力，要小得多。明代的内阁在处理政务时，要在纸条上写上自己对于奏章的看法和建议，这被称为“票拟”。票拟本身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它必须经过皇帝的检阅，皇帝用红笔批示，表示同意，票拟才会成为谕旨，具有政治效力。这也就是说，明代的大学士，其实就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学和能力，为皇帝提供建议，施行政策，但皇帝是否采纳他们的建议，完全取决于皇帝。当皇帝不听从大学士的建议时，大学士只能劝谏，他们本身没有决策权。

与明代的大学士相比，宰相的情况就要好得多了，他们是百官之首，总领全国政务，是辅佐君王的官员首脑。古代的宰相通常情况下权利很大，他们不仅有建议权，还有决策权，许多政务只需要形式上禀报皇帝即可，他们自己就可以决断。唐宋时期的宰相，可以管理的政务极多，他们上可以决断国家大事，甚至干涉储君人选，下可以任免官员。

简而言之，宰相制是一种正式确立的制度，宰相的权利有它自己的底线，皇帝当然还可以任免宰相，但宰相底线上的权利是固定的，不因皇帝的意志而转移。可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不同，他们不是正式的官职称谓，他们本身的官职往往也不高。内阁首辅权利的大小，取决于皇帝的态度，皇帝要放权，他们就相当于皇帝的代表，皇帝要收权，他们的权利将荡然无存。

明朝的内阁首辅制度，其实就是皇权加强的产物，然而丞相本质上却是对皇权的分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可是，明朝的内阁首辅却“行宰相之职，而无宰相之实”，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矛盾。而这，也是明朝内阁首辅，多以悲剧收场的缘故。

参考资料：

《明史》

《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