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开放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汉唐奇迹”展，展出了颜真卿残碑等一系列文物艺术精品，成为新晋“网红”。随后，重庆大学的“赝品博物馆”事件引发热议。一时间，一正一反的对比，让一直较为低调的高校博物馆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在我国博物馆的发展迎来新机遇的当下，高校博物馆的定位和发展路径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校博物馆？

高校是博物馆之母

博物馆与高校之间有着天然“血缘”。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介绍，高校是博物馆之母，世界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即诞生于大学，中国第一批博物馆同文馆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也是高校博物馆。为何中外最早的博物馆都出自高校？在他看来，主要是二者共同的教育功能和使命使然。也因此，博物馆被人们称为“第二课堂”。

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每一历史进程都能够看到高校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当前，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将博物馆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高校博物馆不仅承担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中。今天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高校都有著名的高校博物馆，如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然博物馆等，不胜枚举。

从“养在深闺”到崭露头角

2011年5月，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对高校博物馆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指导意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高校博物馆使命与功能的深入认识，中国的高校博物馆也逐渐从过去“养在深闺”转而日渐崭露头角，新一轮高校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高潮日趋明显。

前几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开馆、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群的建设等都引起社会关注；同济大学博物馆2017年推出“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短短一个月时间吸引数万人次前往参观；山东大学博物馆年均入馆参观观众32万人次。新近开放的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家按美国博物馆协会文物保护标准设计、建造的艺术史博物馆。据介绍，该馆针对4个开馆展览推出了定期导览、预约讲解服务；推出学术讲座，邀请了多位艺术史家来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讲座；开展了针对展览的工作坊等教育活动。自9月9日开馆至10月8日，一个月内共计接待观众54820人次，平均每天2108人次。

高校博物馆大有可为

然而，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相比，我国高校博物馆整体上都还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安来顺表示，中国目前有300多座高校博物馆，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博物馆名录中不到100家，对比中国高校的数量，只有10%左右的高校有博物馆。因此中国的高校博物馆还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

段勇认为，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高校博物馆从中受益并不明显。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从我国高校博物馆的质量和社会影响来看更是如此。高校博物馆不仅要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另一方面还需要尽量发挥社会职能。这对于高校博物馆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很多高校博物馆都在努力地适应这种要求，或改进自己的处境，这些过程中仍面临着种种考验。

“中国的高校目前在博物馆建设和利用领域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博、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高校博物馆应当积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他表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明年将开设教学常设展，为中国艺术史通识课提供实物，为本科生教学服务，而研究生将在教授和专家的带领下，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去。

美术史论家、画家陈履生认为，很多高校藏品数量不足，需要接受社会捐赠。“目前高校博物馆的发展需要耐心积累和培育，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国家政策的扶持。比如，很多文博机构库房紧张，很多文物都无处堆放，能否调拨一些给高校博物馆，或者是一定时间内的暂借，物权归原单位。”他说。

段勇表示，主管部门应该改变对高校博物馆的认知，根据其特点调整相关政策。高校博物馆也要真正认清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能只与社会公共博物馆比藏品数量、比展览精美、比场馆豪华，而应借助高校的专业研究力量，发挥学术研究优势，积极策划、参与、举办一些学术性、探索性、实验性、跨界型，填补空白的、“反常”的展览，另辟蹊径、扬长避短。（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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