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尽管古都北平已进入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但在中南海居仁堂的一间展厅里，人头攒动。展厅虽不算大，但在这里可以见到一流的教授学者，还有一些政界要人。大小各报的新闻记者也穿梭其间，显得十分活跃。人们隔着展柜的玻璃注视着一本本古老的佛经，脸上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几位学者名流对着展品，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什么。尽管宾客如云，且位尊阶高，但他们对此次看到的古籍一字不识。

这些古籍是北平图书馆新近购入的宁夏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这批西夏文佛经是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的。关于发现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说1917年灵武县修城墙时在墙内挖出两个大箱，内藏西夏文文献。另一说是1919年灵武县近郊农民耕地时发现明代布政使王骥墓及五个瓦坛，内装西夏文经。尽管两处记载的时间、地点互有出入，但都与当时灵武县知县余鼎铭有关。不过，西夏文文献出土不久便落到当地驻军手中了。1929年冬，当地驻军派人到北平求售，但索价甚高。北平图书馆认为“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亟应集中一处，以供学者之研究”，特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9500元购入，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这批西夏文佛经入藏北图后，随即举行展览，引起了轰动。

宁夏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的主要部分，以后，通过采访等渠道，又入藏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在新世纪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修复时，从佛经的封面、封底中剥离出很多文献残片，共270多页，其中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尽管是残页，却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据统计，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夏文文献共20种，残页11种，共8000多页。这些文献主要是：

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1、3－6、8－10。

2.《慈悲道场忏罪法》卷1、3－10。

3.《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下。

4.《悲华经》卷第9。

5.《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5。

6.《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一卷。

7.《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第2。

8.《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18。

9.《经律异相》卷第15。

10.《添品妙法莲华经》卷第2。

11.《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

12.《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

13.《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

14.《菩萨地持经》卷第9。

15.《大智度论》卷第4。

16.《大方广佛华严经》（泥活字本）卷第51、71。

17.《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第11、12、14－16、19－23、27－33、34、35、37、39―46、48、51、53、54、57、59－75、79、80。

1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21、22、26、27、34、71、93－97、103、104、112、113、281、283、293、294、355.

19.《瓜州审案记录》。

20《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文献前后经历了四次整理。第一次是1932年由周叔迦先生主持，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之名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上，这期馆刊是西夏文专号，它的出版首次披露了北图收藏的宁夏出土西夏文文献的全貌。这一期馆刊至今还是治西夏学的必读之书。

第二次整理是1973年，当时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先生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编了一个初目，发现了馆藏西夏文文献与入馆之初相比有了一些增减变化。这次整理时间较短，因为当时“文革”尚末结束，“批林批孔”正甚嚣尘上，史先生能在这种特殊时期整理西夏文献，确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次整理是在1982年，这次实际是在九年前整理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除了对西夏文文献的目录有较为规范的编目外，史金波对馆藏西夏文文献的版本、时代和真伪及活字本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考察，对文献中的序言、题记、跋文和发愿文作了初步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图书馆委托史金波再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这次整理从2001年至2002年，做得更为深入细致，编出了一份详细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特出增刊“西夏研究专号”予以刊登。这期专号与70年前的专号相映交辉，成为西夏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段佳话。

2003年国图决定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修复，这是这批文献入馆70多年后采取的一次重大保护措施。在这次修复中，从文献的封面、封底裱衬纸张中发现了几十种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的残页，算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次修复取得了很大成功，成为古籍保护工作的一次成功的范例。

国家图书馆馆藏西夏文文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馆藏西夏文文献分属西夏、蒙元、元代三个时期，都是七八百年前的珍贵文物，其中大多数还是难得一见的海内孤本。特别是其中的活字本，更是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根据历史记载，在11世纪40年代，宋人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次用木活字印书成功，这在出版印刷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但是宋元时期汉文的活字本图书没有流传下来，西夏文活字印本便成了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活字本图书，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西夏文活字印刷是从中原地区学习而来，这为中国印刷技术西传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座标点。、

馆藏西夏文经的文献价值也十分重要。就佛经本身来说，这批佛经包括了西夏、蒙元、元代三个时期的写印本，其中不少是孤本，其文献价值具有独特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佛经经文之外的序言、题记、跋文和发愿文等文献中包含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信息。如《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一卷卷首有一篇《序》，记载了《金光明经》先后五次由梵译为汉的经过，以及西夏翻译、校点此经的情况，以及西夏被灭后的遭遇等情况。《金光明经》卷十末的跋文记载此经刊于乙已，完成于丁未，由此可见这些序跋和发愿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馆藏西夏文佛经无论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多为经折装，大多数保存较好，纸质上乘，版面端庄，文字恭正，墨色均匀，元代杭州刻印的那批经典封面封底均为品位高尚的黄色丝绢，上粘有刻印好的题签。七八百年的时光逝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仍是一件印制精美的工艺品，透出一种庄严与大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佛经文字前均配有图画。最常见的是释迦牟尼佛祖说法图。佛祖端坐在上，作说法状，众弟子端立在下，聆听法音，画面布局合理，人物表情刻画细致，服装线条流畅，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古代版画作品。特别是西夏地区刻印的说法图，其中人物的发式、服装均与汉地不同，无异是党项民族的写照，为今天认识西夏普通百姓的形象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在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的卷首有一幅梁皇宝忏图，图中展现的是在雕梁画栋的宫殿之中，梁武帝高踞在上，周围立有众多宫女太监侍者，在大殿中央，一条巨蟒盘绕在地。这幅图画在每次展出时都引起观众特别的关注。《慈悲道场忏罪法》传为梁武帝撰，其妻郗氏生前酷妒成性，死后化为巨蟒，托梦于帝求请拯救，梁武帝作此十卷经文，超度亡妻。此画即显示此经的创作背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西夏文佛经首卷图中最为特殊的是一幅译经图，这幅图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此幅图正中上部为译场主译人白智光国师，两侧分列僧俗16人，为“助译者”，图画下部分别端坐西夏皇帝和皇太后。这幅译经图极为珍贵，在众多的西夏文佛经中仅此一见。形象地表现了西夏译经的场面。此图是史金波先生在第一次到国图整理西夏文文献时发现的，并在1979年首次作了披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馆藏西夏文文献的艺术价值，随着馆藏西夏文佛经的影印出版将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并被进一步发掘出来。

在契丹文文献方面，国家图书馆藏有若干种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其中属于契丹大字的有北大王耶律万辛墓志，萧孝忠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属于契丹小字的有辽道宗耶律洪基哀册，道宗宣懿皇后哀册等。

在女真文文献方面，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几种拓片，其中最有名的是大金得胜陀颂碑，另有奥屯良弼题记碑、女真进士题名碑、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和庆源碑等。另有一些多文种的碑刻上也有女真文的内容，如元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造像记为梵、蒙、西夏、藏、汉、女真六体合璧，居庸关石刻拓片中也有女真文。

馆藏的契丹、女真文拓片有的拓印质量相当好，有的曾为名家收藏，如契丹文辽道宗及皇后的哀册，是属于珍贵的善拓，女真文奥屯良弼题记原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旧藏。莫高窟造像记虽然多见，国图亦藏有几种，其中有一幅是著名收藏家孙壮的藏品，上面钤有“孙壮印”、“北平孙伯恒鉴藏书画章”等印。

女真文文献现存大多为石刻碑铭，纸质的寥若晨星。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有一部题为《华夷译语》的明抄本，共十册，著录了回鹘式蒙古文和回鹘文分别与汉文对照的词汇。在回鹘文词汇之后，录有15页女真文与汉文对照的词汇。每半叶录4个词或字，共收58个词（字）。每个词或字分三行，中间为汉文词（字），其右为女真文，左为汉字拼写女真字音。如“圣旨”，左边的女真语注音为“阿鲁卜鲁旨”，“皇后”为“皇阿木鲁该”，汉文词左右的女真文和汉字注音字体均略小。这份女真语杂字与日本东洋文库藏本内容相同，但在以前的有关研究著作中未有提及，鲜为人知。

国家图书馆的契丹文、女真文文献大都是1949年前的旧藏，上世纪80年代也零星收藏到几种契丹文拓片。在“文革”前，馆内金石组的曾毅公先生曾利用馆藏研究过契丹文，并发表过研究文章。

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10多种国内少数民族古代珍贵文献，不久前她刚度过自己100周年华诞，其收藏民族文献的历史与馆龄等长。自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始，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与汉文图书同样被重视，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民族古文献的收藏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