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90后30岁的年龄焦虑

2020年，第一批90后30岁了。在焦虑可以贩卖的年代，90后的年龄危机也加入情绪宣泄与调侃交践的网络合奏，在新年伊始为媒体和自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三十而立”的文化传统是从《论语》那里来的，最开始是夫子自道，后来成为中国人所信奉的人生在这个年龄段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尽管孔老夫子并未明言，所谓的“立”，是“立于礼”，还是“立德立功立言”，抑或只是“成家立业”。

除了少数早熟的天才和幸运儿，当代多数人对“三十而立”的理解还停留伦常日用的意义上。

相较于早婚的传统社会，“三十未立”带来的焦虑在“加速社会”和“过劳时代”愈发凸显。90后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住房、婚恋、育儿、养老等沉重的现实问题，更是劳动密集型岗位（包括写字楼白领）的主力军，身体开始发出预警信号，却往往拿不到理想中的薪酬待遇。同时其生活方式又深刻地被大众传媒中的消费主义所塑造，需要社交、美妆、旅游、美食等各种消费的滋养和补偿，90后也因此被贴上精致利己、享乐主义的标签。

来自“澎湃新闻时代数据”的调查显示， 30岁心理安全月薪在一线城市需要21401.5元，二线城市14588.0元，三线城市8003.5元。但现实却是骨感的，《2019国人工资报告》显示，即使排名全国第一的上海，月薪过万人数占比也仅有35.09%。两者之间的落差既刺激超前消费和网贷经济，也驱动了以自我提升为噱头的知识付费课程。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93年老阿姨”和“我还是个宝宝”交替成为90后群体的流行心态，形成有趣的张力。一方面，许多人被生活和工作压力消磨去年轻人的活力，提前进入追求安稳不折腾的“佛系”状态，自嘲或惧怕成为“油腻中年”，同时身体不再处于巅峰状态，将“养生”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我还是个宝宝”的心理暗示和表达，拒绝韶华易逝的事实，抗衡社会的快节奏和生活的不如意，正如歌曲《孙大剩》所唱：“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

现代人的“成年”被延后了，经济的发展导致青少年不再需要像欠发达地区的同龄人一样提早从事原本属于成年人的活动，接受教育的时间被延长，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进一步延缓了心理成年，晚婚晚育逐渐成为社会常态。本科一毕业即22-24岁，硕士、博士毕业，“三十而立”已经迫在眉睫，留给90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以婚恋为例，大多数父母依然根据自己的时代经验设定了“晚婚晚育”的最后期限——30岁，90后很容易面临“上学不许早恋，但是一毕业就得结婚生娃，最好还是生俩”的窘境。

90后的年龄危机是整体社会焦虑的缩影，事实上这种社会焦虑可能与90后同龄。中国知网上最早关于“社会焦虑”的论文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勃兴的年代。1993年第2期《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了吴忠民的《应重视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该文将“社会焦虑”定义为：“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变动速率的加快，人们熟悉的社会环境经历大规模的变动，未来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成员便极有可能出现焦虑的心理感受；二是由于社会对其成员期望值的低度兑现甚至负向兑现，社会价值体系缺乏必要的整合，造成社会成员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本体的不认同；三则是外国的某种“示范效应”，在开放不久的国家中，社会成员很容易注意到发达国家与本国的经济差距，从而产生压力和急躁情绪。

今天回过头来看，吴忠民的论述不需要太大的修正，只是第三点已经逐渐转换为社会内部的“示范效应”。随着社会分化和大众传媒发展，都市中产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等消费元素，以及亮丽的住房、优渥的薪酬、美满的婚恋，以电视剧、广告、营销号等影像化的方式固定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现实里无法达到理想生活状态的“预备中产”产生压力和躁动。

这种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迫切，如“刺猬公社”的报道所言：“90后群体的年龄危机，本质上是对于消费、对于工作、对于未来人生的意义认知危机。在奔三的道路上，曾经的心理优势和乐观主义都将被一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家庭责任、工作压力和一个又一个迎面而来的现实问题。”

同样在1993年，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公务员李金在《浙江学刊》上发表《地位不一致性和社会焦虑》一文，提出了社会焦虑的另一个原因，即“地位不一致性”（status inconsistency，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的概念），指的是社会成员的诸多地位（如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职业的等等）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分别可以被归属于不同的层次。通俗说，以当年的社会状况举例，有钱的老板嫉妒体制内享受的教育医疗资源，而公务员和科技工作者则不满于微薄的薪资。经济地位与享受资源不一致，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不一致，这种落差孕育了不满情绪，与吴忠民所说的“社会成员期望值的低度兑现甚至负向兑现”有些相似。

李金的观察分析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比如2016年前后的房价暴涨引发名校毕业生的集体焦虑，催生了《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之类的网络爆款文，以及“如果清华北大毕业都买不起房，那买学区房干嘛？”之类的悖论拷问，背后是“预备中产”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大众媒体时代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的青年群体。他们在大众传媒中持续生产和消费着“地位不一致”带来的社会焦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社会焦虑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又有很强的媒介建构性。

武汉大学的于桐月和西南科大的崔忠洲就试图从媒体建构的角度，处理90后大学生的年龄焦虑问题，论文发表在90后30岁的时间节点上的《青年探索》。该文认为，年龄焦虑实质上是与生理年龄相关联的角色预期担忧，既受到微观层面的家庭背景与自我期望影响，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性根源，包括社会转型、教育年限延长、网络技术革新、生育政策变化、就业经济形势变动等等，经由网络社群的调侃共鸣与媒介呈现，形成实质性的群体性焦虑心理。

他们认为，一方面是媒介及其背后资本的规训，网络媒体通过放大焦虑，重新定义社会预期，青年的价值被逼入单一的物质标准，媒体再进一步将年龄焦虑转化为衰老恐慌和底层恐慌，从而刺激青年人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以讽刺调侃为特点的网络表达方式，通过同质化的网络社群，构筑了信息高度重合的信息茧房，在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堆积和重复强调作用下，人们被动地聚焦这一现象，被动地接受了被“问题化”的年龄焦虑。两方激荡之下，年龄焦虑被放大到空前的规模。两位学者在文末仍然强调网络调侃对焦虑的消解作用，期待90后的自我调适，同时希望利用网络共同体和网络多元文化对抗资本规训与自我规训。

90后的年龄危机不只是90后独有的社会心理问题，但又蕴含90后独特的生命经验。1990年后的三十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变化都太快太大，就像两倍速播放的电影，让人来不及记住剧情。这一代人有过茫然与失措、焦虑和愤懑，但依然要以其主动或被动的奋斗，向未来的人们展示，曾经的那个时代，年轻人身处困境，仍是努力生活，寻找意义，创造历史，“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国际】澳大利亚大火：气候难民、政府失职与舆论延烧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澳大利亚的大规模火灾持续延烧。大火让澳大利亚举国陷入灾难带来的恐慌之中，面对火灾的应对措施也引发了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当局的质疑，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对于澳大利亚大火的讨论也掺杂着假新闻和阴谋论。截至目前，2019至2020年的澳大利亚大火已经造成28人丧生，预计有数十亿野生动物（含爬行动物及昆虫等）因此丧生。连续不断的大火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大火引发的烟雾笼罩着新西兰的南岛，据信在同处南半球的南美洲国家（如智利），空气中也已经充斥烟雾，极有可能是此次大火所导致的。

事实上，每年到了南半球夏季，澳大利亚都会出现规模不等的火灾。这类火灾多是由于极度干燥的气候以及闪电等自然因素引发的灌木丛起火，进而蔓延成不同规模的山火；也有不少火灾是由于人为原因导致。

近年来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以及自然灾害屡屡引发人们关于环保议题的讨论，不少政治团体也逐步将对应的环保主张纳入其政治诉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保守势力质疑或拒绝这类环保主张。瑞典女孩格利塔·桑伯格的控诉就在各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不同阵营的争论。此次澳洲的大火引发的讨论和关注，也在舆论场上持续延烧着。对于深受火灾影响的澳大利亚当地群众来说，这场大火让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家园外逃避难，也使得他们成为了2020年第一批“气候难民”（climate change refugees）。《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就报道了一批在新南威尔士州重灾区逃离到海滨码头及其他暂时安全地带的气候难民，他们大多在火灾吞噬掉家园之前抢险撤离，并且聚集到了海岸线周边地带。一些当地民众提到，虽然他们是在夜晚逃离的，但大火让天空变得异常明亮；而在避难地，食物供应日渐短缺，加上网络中断，一些人不得不在电话亭前面排队，期待用这种老派的方式能够联络上其他亲友。

《时代》杂志的一篇评论提到，澳大利亚此次大火与此前巴西以及美国加州的森林大火类似，都有足够的依据被认为是由于极端天气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创纪录的高温以及持续的干旱使得这次火灾的情况不断恶化，而火灾带来的大量温室气体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并很有可能将当前的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引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保罗·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对于大火和全球气候变化的直接联系不置可否，他认为目前将两者视为因果关系还为时尚早，但澳大利亚此次大火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无疑是在向世人展示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纽约时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更多地把矛头对准了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文章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认为，莫里森在环保议题的保守立场使得澳大利亚要为其强硬的能源政策买单。作者认为此次澳洲政府应对山火的表现堪称“失职”，他还援引了一位澳洲小说家的文章，对莫里森总理在应对山火时，“不是捍卫自己的国家，而是为化石燃料工业辩护”而感到震惊与不满，而莫里森关于这次大火的言论或许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应对类似的气候危机和自然灾害应当是一项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行动。但直到1月10日，英国《卫报》依然提到，尽管澳洲当地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开始施压，要求总理采取更加果断的应对措施，并且修改他的能源政策，但莫里森依然强硬地拒绝并回击了针对他的批评。与此同时，《雅各宾人》的一篇文章则把目光放到了在火灾前线奋战的消防员们，文章作者Jim Casey本身就是一位有着超过20年从业经验的消防员，他在文章里提到，除了莫里森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原因之外，此次澳大利亚大火也将该国的消防体制弊病暴露了出来，过去一段时间当局在消防服务领域裁减预算，使得这一次参与救灾的消防员们得不到应有的物质支持。

此外，这一次的火灾也在各国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而一张带有误导性的火灾发生地示意图则加剧了人们对于这次大火的误判。艺术家Anthony Hearsey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提供的资料与数据，在一张火情示意地图上又多渲染了一层效果，使得整个澳大利亚的海岸线看上去都已经在火海之中。这张带有误导性的地图，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网站My Fire Watch绘制的一张热源图都让不少网民感到震惊。BBC甚至专门刊文澄清这些图片与真实火情之间的关系，并且提醒其读者要留意火情示意图的图注以及所标明的内容。

《卫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则毫不客气地抨击了报道此次大火时候出现的各种假新闻和阴谋论。一些媒体在火灾蔓延的初期甚至刻意不去报道这次灾难，而在澳大利亚当地，由小特朗普和默多克等巨头操持的新闻集团在报道火灾时也没有直面全球环境极端化和这次大火的关系，甚至把原因归咎到了萤火虫头上。类似的报道也在其他国家发酵，使得整场灾难变成了旁观者猎奇和刻奇的对象。多年来，环保议题和全球极端气候都被保守人士操作为文化议题，并且成为右翼政治运动武器库里的重要一环，这次大火在舆论场引发的种种乱象，正是左右势力互搏导致的；而全球气候变化和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之间又的确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性，在谎报新闻和阴谋论当道的情况下，可能到了全人类都在为破坏环境付出代价时，舆论战依然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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