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财政部发布医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对财政部有关监管局检查的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在被处罚的企业中，有17家存在虚构业务、使用虚假发票、违规套取资金等问题。从财政部检查结果看，医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容乐观，药企费用科目违规问题引发公众关注。

　　期间费用违规须承担多方面后果

　　此次对医药行业的“穿透式”检查，将部分药企的期间费用（即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违规操作这一问题暴露于大众视野。部分企业通过虚构业务、虚增发票等方式，使得由不法行为产生的费用堂而皇之地被计入账簿。期间费用中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正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重灾区。财政部在处罚情况说明中所提及的“虚增差旅费”“虚增推广费”等，在会计目录中属“销售费用科目”，而“虚增劳务派遣费”“咨询费”等则大多被列入“管理费用”一栏。相较而言，期间费用越低，表明企业对成本的把控能力越强；反之，过高的期间费用不仅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更会将费用成本传导至终端消费者，同时也隐含着巨大的合规风险。

　　期间费用违规不仅涉及《行政处罚法》中的财产罚，可能还涉及行为罚的相关内容。以此次检查为例，涉事企业被处以3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处罚，部分违法行为也可能导致企业被纳入失信等级评定。存在失信等级的医药企业将面临包含书面提醒告诫、限制或中止药品或耗材挂网投标等多种处置措施。集采时代，被排除在集采范围之外将是医药制造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药企期间费用率处众行业高位

　　医药企业需要进行学术推广、市场拓展等来保证产品被充分了解以获得竞争优势。以已公布的2020年年报中期间费用较高的部分药企为例，复星医药期间费用率（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高达40.1%；华润双鹤期间费用率为43.8%；恒瑞医药销售费用高达98亿元，高昂的销售费用致使其期间费用率高达45.74%——也就是说，这些企业营业收入的四成被期间费用侵占。

　　据海通证券统计，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期间费用率约为12%，而医药行业的期间费用率则高达45.2%。本次财政部公告中涉及的部分上市药企2019年期间费用率高于行业平均值，恒瑞医药的期间费用率为45.65%，华润三九的期间费用率为50.88%，均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笔者对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的数据加以整理得到，2019年国内257家A股上市药企中，期间费用超过10亿元的有79家，约占上市药企总数的30.7%。期间费用总量高、期间费用占比高，成为医药行业的显著特征之一。

　　随着2020年上市药企年报陆续公布，部分药企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出现下降趋势。针对这两项费用的降低，有观点将这一趋势归因为以下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期间费用的管控。如医药代表备案制、失信等级评定制等，多部门协作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以复星医药为例，该公司2020年销售费用同比减少14.04%。据该公司年报描述，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持续加强销售费用管控。

　　● 集采中标产品销售费用下降导致期间费用降低。部分核心产品中标可以极大地缩减药企的营销负担。以华海药业为例，受益于药品集采，华海药业2020年业绩快报显示，该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增长63.24%，营业收入上升20.36%。由于其年报尚未公布，依据该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的数据，其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下降三成。华海药业认为，产品集采中标是利润猛增的原因之一，在降低销售费用的同时，扩大了产品覆盖面，一增一减，最终公司利润猛增。

　　● 受疫情影响，期间费用大多降低。据《国际金融报》消息，昆明制药集团就费用下降做出解释，“由于疫情影响。一些销售工作无法顺利开展，相关费用也就减少了”。

　　● 业务结构调整导致费用降低。如普洛药业，根据其2020年年报，普洛药业CDMO业务增长较快，同比增加46.14%，而整个制剂板块业务同比下降32.42%。制剂业务下降，市场推广费用也随之下降，所以2020年该公司销售费用下降31.33%，管理费用下降16.19%。

　　由于2020年度医药行业年报尚未公布完毕，以CSMAR现有数据可得，与2019年相比，2020年医药行业平均期间费用率从45.2%降低至42.5%。

　　尽管期间费用率整体出现下降趋势，但我们仍要清晰地认识到，医药行业该项费率仍远远高于市场平均值，部分企业仍长期处于业内高位。依据CSMAR数据整理得到2018年和2019年行业期间费用TOP20药企中，已公布年报的企业中有7家企业2020年期间费用率仍处于较高位置（见表）。

　　由上表可知，部分期间费用率较高的企业，往往资产规模也相对较小，可能受边际成本影响，费用率往往高于大型药企。

　　以双成药业为例，2020年该公司期间费用率高达96.53%，与2019年的82.35%相比上升了14.18%。从收入角度进行分析，2020年其收入有93.33%来源于医药制造业，剩余部分来自服务业；而2019年的收入来源则更丰富，除主营的医药制造业以外，医药商业也创造了26.25%的收入。该公司放弃医药商业的同时，管理费用提升了1230万元，市场推广费用降了3728万元。尽管期间费用在绝对值上略有降低，但其营业收入下降7700万元，降幅高达22.27%，这就导致了费用比率攀升至96.53%。由此可见，企业在控制期间费用的同时还要努力维持营收，才能保证期间费用的降低是有效率的和可持续的。

　　舆情风险伴随合规风险产生

　　此次财政部发布公告后，舆论风波成为违规企业主要的风险来源，合规风险进一步引发了舆情风险。据中国健康传媒集团中国药品风险预警平台监测，财政部发布公告后，违规企业风险值大幅增长，国内知名药企牵涉其中更是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针对企业风险值的攀升，中国健康传媒集团中国药品风险预警平台提供了两张风险因子分析图（见图）。从上图中可知，负面传播是近期涉事企业风险值较高的主要原因，知名药企的负面信息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如何通过舆情监控平台关注舆情变动，避免由单一风险衍生出更多不可控结果，将是医药企业未来应对危机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