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秘为何古代贪官屡禁不止：工资低、灰色收入丰厚与皇帝默许

所谓“君之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主要指仁义之道、正义之道、合法之道，而所谓“仁义”、“正义”、“合法”不同时代自然有不同界定的标准，相比较而言，自然也就有“不仁义”、“不正义”、“不合法”的评判。古代官员普遍低薪,这个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史实,也是经过史学家论证的。但是古代的官员似乎都过得很丰润，尤其是贪官，整天大鱼大肉，出入风花雪月场所，而且很多贪官貌似都是大户人家，只可惜最终没有一个贪官有好收场结尾的。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古装电视剧里面，大部分电视剧剧情都会有一个雷同的现象，即剧情若是与官场有关，必定会出现一个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贪官和一个两袖清风、洁身自好的清官。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电视剧，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和珅与纪晓岚就是典型代表，和珅贪污已是尽人皆知，家中财富可谓富可敌国，连乾隆皇帝都拿他没办法；而纪晓岚作为清廉正义的化身，处处与和珅明争暗斗，给人一种视觉和观感的盛宴。为何贪官做到和珅这份上，连皇帝都没办法呢？其实里面反映的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不是皇帝管不了，而是皇帝不想管、不能管。

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维护社会安定，朝廷靠的不仅仅是武力，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庞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以宋朝为例，了解的人大概知道，宋代衰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其中的冗官，说的正是官僚群体太过庞大，给这些官员们发薪水，已经达到国库不能承受的地步，而官员们的薪水提升的并不多，只是蛋糕还没做大，就要分给更多的人，每个人分到的其实会更少。由此衍生了历朝历代官员们为增加收入而产生的各项“灰色收入”。

如史载较早而又清楚的是东晋南朝时期，除了正规的租调以外，东晋南朝还有许多钱,行之于宋齐时的代役钱一恤 ,实行于浙东五郡的塘丁税,对商旅征收的通行税(关、津、桁、埭税), 对市场交易征收的市税和估税,对地方官到任离任的迎送钱,地方官府需要的杂供给。“杂供给”是指地方官在“公用(办公费)、公田(给都督至县官的公田)、秩石(官吏的薪俸)、迎送“诸费以外的收入。自刘朱以来,一直到南齐地方官的俸禄和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

又如唐代的公廨钱，其实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民间发放高利贷，按月收取利息，以供官俸、吏人课役、公厨食料、军中杂用，以至祭祀、藩夷赐宴和六宫餐钱等费用。是政府官员变相榨取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宋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公用钱、茶汤钱等。最为让人熟悉的，就是清代的养廉银了，这是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养廉”其实是清代朝廷希望通过增加官员收入，以达到减少官员们贪污腐化的现象，所以才称为养廉。然而这种金钱的诱惑，往往是不可控的问题。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

从另一个层面思考，因为缺乏国家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这些所谓旨在增加官员收入，以达到“高薪养廉”目的而增设了名目繁多的各项杂税，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和纳税人。比如养廉银这一薪给制度并没有取得像清廷统治者预想的效果，反而衍生了更大的贪污问题。当时，仅靠养廉银已经没法满足京官们的需求，所以又产生了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皇帝对此也是深谙其理，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牵涉的利益群体太大，实在没法改变，所以乾隆皇帝对和珅的贪污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只要不出大事，就视而不见，不管不问，从中也滋长了贪官的野心。

有学者提出，养廉银其实就是清代一种公开的贪污手段，是贪污的合法化。所以那个时候皇帝要反贪，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内，其实就是反自己，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反贪受限于古代集权体制，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要想达到高薪养廉，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历朝历代基本没法逃脱封建体制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