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如何成功批驳博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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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如何成功批驳博古的报告?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1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王建元、沈世豪、林学勤:《中国有个毛泽东》,第12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石永言著:《从遵义到延安》,第8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下午的会是按时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估计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石永岩著:《从遵义到延安》,第9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张耀祠:《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25日,摘自《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遵义会议,历史的丰碑》,《毛泽东旗帜网》·追求真理,2006年9月8日。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引自纳新:《革命危急关头的王稼祥与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03(9)。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李志新:《张闻天与长征》,《国防》2006(8)。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鲁杰:《毛泽东与朱德》,第18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再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第58~59页,第2章“长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张琦编著:《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第2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不言语。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这时,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2)。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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