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衰老，可以通过不可避免的机体损耗或是既定的生物遗传规律来进行预判。最近的研究表明，利用DNA甲基化可以判断出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众所周知，DNA甲基化是一种表观遗传，可以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影响基因的表达。

这种判断方式可以根据组织或体液来准确判断机体的实际年龄，其误差在3.6岁以内。目前，这是最好的判断年龄的方法之一，它被称为“表观遗传学时钟”（或称“生物时钟”）。有趣的是，DNA甲基化分析也可以判断机体的生物年龄，即判断机体功能是否与实际年龄相符（更年轻或更衰老）。例如，脂肪肝患者的“生物时钟”会走的比常人更快，而百岁老人则走的比较慢。

心房颤动（AF）最突出的危险因素是年龄，但其背后的机制却无法解释。实际年龄和表观遗传学预测的年龄可能出现分歧，这种现象被称为表观遗传学年龄加速（EAA），它可能反映了生物衰老的加速。为了评估表观遗传学年龄指标与房颤事件之间的关联，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西部大学医学部心脏病科心脏电生理学科的专家开展了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Circulation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3个基于人口的队列研究的参与者确定了4个表观遗传钟（Horvath、Hannum、DNAm PhenoAge和DNAm GrimAge）和PAI-1水平的表观遗传预测因子（DNAm PAI-1）的措施。Cox模型评估了与意外房颤的关联，并通过随机效应荟萃分析将结果合并。双样本汇总级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评估了EAA措施的遗传工具与房颤之间的关联。

在5600人中（平均年龄：65.5岁；60.1%为女性；50.7%为黑人），在平均12.9年的随访期间有905例房颤事件。未经调整的分析显示，所有4个表观遗传钟和DNAm PAI-1预测因子都与发生房颤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较高危害有关，尽管它们的点估计值的大小相对于对时间年龄观察到的关联要小。

除Horvath EAA外，每项表观遗传学措施的集合EAA估计值在调整了计时年龄、种族、性别和吸烟变量的模型中都与发生房颤有关。

在对其他已知的房颤风险因素进行多变量调整后，2个时钟的集合EAA措施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DNAm GrimAge和DNAm PhenoAge的EAA指标五年的增加分别房颤事件增加19%（HR=1.19；95%CI：1.09-1.31）和15%（HR=1.15；95%CI：1.05-1.25）的房颤事件的危险性增加有关。对5项EAA措施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没有发现与房颤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综上，该研究确定了EAA措施与发生房颤之间的调整关联，表明生物衰老在独立于年龄的情况下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pigenetic Age and the Risk of Incident Atrial Fibrillation. https://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21.056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