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沉默,愤怒,自责,那些拨打疫情心理专线的人

时间:2020-02-03 14:11:54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原标题:哭泣,沉默,愤怒,自责,那些拨打疫情心理专线的人

摘要:疫情蔓延让社会普遍意识到,处理恐慌也是重大任务。几乎与武汉“封城”同时,湖北省开通了面向公众的疫情心理专线,随后,各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部分高校和专业心理咨询平台也陆续跟进。这些热线像一个个“树洞”,承载了无数人不敢倾吐的秘密,他们是压力巨大的一线医护人员,是治疗中的病患,还有被疑病症、强迫性恐惧支配的市民。

文|陈怡含 编辑|龚龙飞

疫情扩大后,许多医护人员没来得及调整心理的“临战状态”,就匆匆上了“战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开始大规模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的病患后,很快就有医生找肖劲松商量,为抗疫一线的同事设立心理援助热线,肖劲松是该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同时也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

年前,一位医生朋友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因为床位紧张,没有办法收进自己所在的医院。她在朋友的一间空房里自我隔离,接受着家人略带埋怨的关怀。肖劲松与她通电话,让她心理得到了极大的纾缓,这件事让肖劲松记忆深刻。

院内热线刚开通,肖劲松就接到不少医护人员的来电:一个年轻护士在隔离病房遭到病患的粗暴对待,她崩溃大哭;感染的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在微博上推测病毒由眼部进入,一位眼科医生看到了消息,对自己疑心重重;原本就有抑郁倾向的医生,上了抗疫一线后开始严重失眠……

2020年1月2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医护人员为病人治疗。 (图源自新华社,图文无关)

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的两个小时后,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开通面向公众的疫情专线。随后,各地精神卫生中心、部分高校和专业心理咨询的平台、志愿者社群也陆续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

这些热线像一个个“树洞”,承载了无数人不敢倾吐的秘密。在电话里,他们大声哭泣,沉默不语,自责或者愤怒,心理咨询师们则尽可能倾听、疏导,教授危机干预的方法。

妻子、岳母同时感染的武汉男子在热线中诉说痛苦和压力;在外省的湖北青年被排斥,讲述自己连续两天守在自动取款机旁避寒的夜晚;也有武汉周边的乡村老人打来电话,他们在为晒被子的事纠结。

在疫情较轻的贵州,有人扔掉从武汉寄来的包裹,马上用酒精全面消毒;在距离武汉遥远的哈尔滨,有人怀疑自己染上病毒,因为在超市里摸了白菜。

当然,也有人觉得效果一般。有抑郁症病史的小北,曾给北京师范大学开通的心理援助热线打电话。据她回忆:“接电话的是位学生,经验不丰富,和她谈话,都是我来主导,她没有引导,也没有倾听,感觉像是在念稿子。”对方似乎提到“科研数据”等字眼,这让她觉得不适。5分钟,她就结束了此次通话。

武汉人小英很早就保留了精神卫生中心的热线号码。闲谈中,父母曾提到有些武汉人心理出现问题,嘲讽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1月28日,趁父母出门买菜,她两次打电话,均无法接通。

我们呈现了以下案例。

1、即使发生了不符合期望的情况,也不是你的错

“用心抗疫”是在除夕夜集结起来的公益组织,初衷是定向服务一线医护人员。考虑到医护人员经常在深夜换班,“用心抗疫”集合了海内外的华人咨询师,24小时排班。

医生李明在电话接通后,就是持续几分钟的大哭。接着,李明一边抽泣一边说:“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控制不了,我太累了,我觉得我要撑不住了……我是个医生,每天在特别容易感染的环境里,其实我也很害怕。有时我会想,我能不能不去上班了?”接着,他又反问自己:“如果我不去的话,不就没有人给病人治疗了?”

“这两个担心,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李明没有犹豫:“还是治疗病人更重要吧。”李明崩溃的原因在于已有同事感染,算上隔离的同事,8个人的班组,如今只剩5人。

更强烈的压迫来自于无力感,哪怕很努力,总有病人的情况持续恶化。已经有病人在李明面前死去,他不敢去想,接下来如何面对。

咨询师帮李明梳理,你已经治愈了多少病人,你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情,即使发生了不符合期望的情况,也不是你的错。“最后这句话就能够安慰到他。”

2、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一杯水,总有满的时候

医护人员长时间戴口罩,吃住都在医院,不方便电话沟通,于是,“用心抗疫”开通了文字热线。

某天,统筹的老师发现,后台一下子冒出了20多条未读信息,她以为当班的咨询师脱岗了。原来,这些信息都是赵玲发送的,她是一位在湖北某三线医院工作的年轻护士,屏幕上疯狂地跳出她发来的消息,咨询师的回复速度根本赶不上。

赵玲似乎想一口气把苦水倒尽。她没有防护服和护目镜,自己只好买雨衣、泳镜来代替,几个同事的口罩用了好几天;他们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为了与家人隔离,自己吃住都在医院,之前吃得很不好,直到有爱心企业捐赠,情况才得到改善;病房里有人神志不清了,想要扯掉同事的“防护服”……最后,她生气地写道:“这些都忍了,但是为什么今天护士长要批评我?”

在咨询师的眼中,这是一位很棒的姑娘。对于她的讲述,咨询师不断做出肯定的反馈,她的自信也回来了:“条件这么苦,我都没有哭,病人这么难缠,我都没有哭。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挺有办法的。”

相较于此前面临的境况,咨询师认为她遭到护士长的批评不算大事。只是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一杯水,总有满的时候,除非杯子有个“小口子”。

家人能不能成为这个“小口子”?赵玲拿不准。她说,自己的家人就在武汉,住的地方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她根本不知道,父母对自己说没有出门,是真话,还是为了让她安心。

“那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你们会聊些什么?”咨询师问她。赵玲想了想:“可能说些当下有趣的事,我会问问父母有没有出去遛鸟,家里的鱼有没有养死。”咨询师提议,不如你们约定,哪天休息时间稍微充足,打一通不聊疫情的电话。

咨询师继续引导她,护士长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面,护士长也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态度出现了松动,“我也知道她压力很大……”

(资料图,图文无关)

3、是不是就轮到我了

在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隔离病房,孙鹏有三位病友,其中两位在同一天病逝,给他很大冲击。他才二十几岁,极度紧张,于是拨通了上馨心理的热线。

第一通电话,他说了十几分钟就挂断了,因为情绪太沉重。他调整了一下,又打过来。咨询师发觉,孙鹏性格内向,经常停顿,有时候,沉默的间隔接近一分钟。

他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和父母的关系相对疏离。现在与家人全部隔离,来自家庭的支持系统便显得微弱。一个小时的谈话,咨询师和他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信任关系,“这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情感的连接的。

几天后,孙鹏又打来电话,病房里的最后一位病友也被抬了出去。他彻底崩溃了,心想:“是不是就轮到我了?”

咨询师让他为自己的心理状态打分,最痛苦是0分,最开心是10分。“你能打几分?”孙鹏情绪低落:“可能只有3分了。”

咨询师分析,既然他没有说是0分,就说明还有一些可以支撑他的东西。咨询师要做的就是将把他的注意力引导向这些东西,减少对死亡信息的搜索。

接着,咨询师鼓励他,如果想要从3分升到4分,可以做些什么呢?他答复,要配合医生,多给热线打电话,多给家人打电话,还要写一些日记。

通话结束后,咨询师也“哭得不行”。她问过孙鹏:“等你出院了,最想做的是什么?”孙鹏回答:“我一定要找个女朋友,还有,一定要把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好修复一下。”

4、想象两只手是蝴蝶的翅膀,拍拍自己的肩膀

武汉心云社工服务中心的邢菲曾与王力视频通话。王力曾是一名轻症患者,医生说他已经治愈,他却不相信,坐立难安,甚至出现了皮疹。在邢菲看来,这是应激状态下,“整个皮肤帮他表达了恐惧、愤怒和压力”。

视频接入后,想到自己要回忆那段经历,王力觉得浑身发冷。明明穿着厚厚的衣服,却还是起身去开了暖气。

王力回忆,为了保护家人,他曾独自前往医院确诊。那家医院收治了大量新冠肺炎的病患。他从没在医院看过近百人的队伍,行进缓慢,有人大发脾气,发生肢体碰撞。他当时就被这样的场景吓到了,说到这,他忍不住哭了出来。

在医院折腾了一整天,王力的心理防线已降到冰点。回家进门换鞋时,家人对他说,你就站在那,把衣服什么的都放在外面,全身消毒、把手洗净再进来。这些都是合理的举措,但他会觉得,家人是不是在避着自己?同时,他一直在为患病自责,担心传染给家人。

在家服药的日子里,他开始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消息,可在一些媒体报道上,情况似乎不那么严重。这令他不时感到愤怒。

邢菲很清楚,一次视频干预并不能解决问题。她希望让王力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而非外界。她教给王力一些自我稳定的方法,比如“蝴蝶拍”,“抱着自己,想象两只手是蝴蝶的翅膀,拍拍自己的肩膀”;比如呼吸时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吸进来的都是很清新的氧气,呼出去的都是那些不好的感受”。

关掉视频前,邢菲的直观感觉是,王力的面孔不再像是“受惊的小鹿”了。

5、帮她把封闭的窗口慢慢打开

春节前夕,武汉周边的刘霞一家来到中心城区参加婚礼。新郎被诊断出新冠肺炎,按照政府的要求,所有参加婚礼的嘉宾都将集中在一家酒店进行医学观察。

刘霞很担忧,她的女儿怀着孕,还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到了那个酒店,感染几率会不会更高?其实他们家境不错,已经自我隔离在一栋别墅,备好的物资足够挨过14天的观察期。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通融一下。

每一天,政府的工作人员都会登门,劝说他们按照规定去酒店隔离。刘霞想了各种办法,还是觉得手足无措,最终拨通了蓝天联盟的心理热线,询问咨询师能否帮忙向上反映。

“我们不能够百分之分承诺,但是一定会尽力地反映。”对于这样的答复,蓝天联盟的老师解释道:“这样做能够给予她一些稳定感,如果她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是被世界遗弃的人,是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来帮助自己。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她把封闭的窗口慢慢打开。”

咨询师帮她整合了各种反映渠道的信息。她逐渐理解,武汉每天有这么多人向上反映信息,处理这些也需要时间。

后来的消息是,这家人继续隔离在别墅了。

6、社会支持系统是他深层的需要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是不是快死了?救救我!”肖劲松接起电话,那一头是周剑用慌乱的声音求救。

周剑在武汉工作,独居。“封城”前,他就将自己隔离起来。几天过去,冰箱里的食物消耗殆尽,担心感染的他不敢下楼采购,生生饿了两天。

乍听上去,肖劲松以为是一通生活求助的来电:是不是他没有防护用品?需不需要帮他解决物资问题?其实,周剑家中储备的口罩、消毒液等很充足。

不敢出门,也还有外卖商家在营业。可不可以点外卖呢?周剑回答,外卖员也不敢接触,他害怕外卖的包装袋上沾着病毒。

肖劲松认为,在疫情信息的不断轰炸下,像周剑这样本来有强迫倾向的求助者,比较容易出现“强迫性恐惧”。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周剑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处境,甚至刻意减少了和家人的交流,渐渐让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

肖劲松判断,社会支持系统是他深层的需要。他引导周剑多和家人联络,不止父母,和其他亲戚也打打电话,聊聊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些时日。同时也引导他解决现实的挨饿问题,逐步消除恐惧。“家里有手套。那你可以让外卖员把东西放在某个地方,等他走了再去取,不要外面的包装袋也可以,戴着手套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就好。”

后来肖劲松得知,周剑做好防护,自己下楼买菜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的来电者李明、赵玲、孙鹏、王力、刘霞、周剑均为化名,个人信息作模糊处理。)

附:部分疫情心理热线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15342298955

“用心抗疫” 010-81400101

上馨心理 4006-828-525

蓝天联盟 027-88569324

心云社工服务中心 https://www.wjx.top/m/5470644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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